嗜书瘾君子，作者，汤姆拉伯，陈建铭译

2007-06-01 21:51:01 来自: 魁魁格

《嗜书瘾君子》：借书学问大

○[美]汤姆·拉伯著陈建铭译

世间有两种嗜书瘾君子：一种肯把书借给别人，另一种宁死也不。
对于不存一己之私、将每本书视为公共财产的前者，我们由衷感佩。其大公无私、民胞物与的胸襟，以及对人性本善的坚持信仰，值得吾辈大加颂赞。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诟病其天真烂漫。因为，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书一旦外借，鲜有回得来。
一个英国作家曾写过一名财大气粗的藏书家的故事：话说某日他向来访的宾客展示其傲人的藏书，客人开口问道：“您可愿出借藏书？”那位高雅之士答道：“绝不，只有傻瓜才会借书给别人。”说完，他扬手往偌大的藏书室一挥，补上一句：“这里头所有的书，全是从一群傻瓜那儿借来的。”
霍尔布鲁克·杰克逊说得好：“傻子手上留不住书。”要是将自己的大方建立在其他爱书人的需索上，拿咱们丰沛的情感去喂哺别人的兴趣，那么，我们合该下十八层地狱。把书借给别人，无异于向那本书说“拜拜”。
虽说等到咱们下了十八层地狱，再回头把一切责任推给跟我们借书的人，怪大家全没安好心眼、满肚子坏水、鬼主意，说什么“不要脸的人渣只会动歪脑筋拐走别人的书！”倒很便宜省事。可是，这样子对于那些向别人借书的人，实在太过严苛，同时也会骂到咱们自己头上。一切反求诸己。看看你的书架上头，是否有哪本或甚至好几本别人的书，跟你自己的书混在一起？被我说中了吧。
在爱书生涯之中的某个时刻，你或许曾经向别人借过一本书。或许你一带回家，便将它与你自己的书分开摆放，还特别在上头做了记号。但是，事情接二连三，接踵而至；其他“更迫切、更诱人”的书纷纷冒了出来，日子拖得越来越长，书自然也越买越多，而那本借来的书，很可能就这么着和你的书籍逐渐混在一起。它钻进你的书堆，和其他成千上百本书水乳交融、难分难舍，长此以往，你已经认为那简直就成了你自己的书了。
瘾君子频频光顾友人的书房，总会贼兮兮地在书架上搜寻眼熟的书，抽出来一看，果然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就在扉页上头。朋友眼见形迹败露，不甚高明的一贯说辞都是：“喔，那是你的书吗？我都忘了哩。”我们抬起头，不可置信地望着那位借书人，仿佛他（或她）刚刚引用圣经经文为易装癖辩解。可是，稍稍回头一想：咱们的书房，不也经常上演相同戏吗？
当然，此处完全无意为真正的窃书贼开脱。所谓窃书贼，乃为数甚伙、卑鄙下流、蓄意以各种偷拐抢骗手段，遂行非法窃据他人书籍的族类。自古以来，窃书狂故事尽是血泪斑斑。一位名叫帕西欧内的18世纪教廷使节，频繁进出各国修道院的藏书库，每回从书库出来时，照例“全身臃肿，活像灌饱的香肠，实乃长长的道袍底下全塞满了书”。另一名大主教的招数更绝：当他奉派出国进行重要的考察任务，便把自己关进书库，然后将里头的珍本善本一本接一本丢出窗外，由等候接应的小厮一一捡拾。还有某些包藏祸心的官吏们，则专从驻地图书馆窃取手稿，更不辞辛劳誊写抄本，再依原样装订成册、放回原位以遮掩犯行。
历史的教训是：假如有哪位仁兄、仁姊，执意罔顾咱们兢兢业业的防范措施，硬要把歪脑筋动到咱们的书上的话，即使再怎么挖空心思、机关算尽，一切防堵措施亦将付诸流水。
让外借的书顺利归来，有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当然就是打一开始，就别借给人家。建立一套个人的严密规范，彻底杜绝书籍外借，不管何人来借、也不管事由、时间、地点，不论任何原因，绝不许有丝毫动摇。一旦某人看上咱们的某本书，不断死皮赖脸、苦苦纠缠、摇尾乞怜，求爷告奶地央求我们把书借给他，我们必须硬着头皮、装出一副铁石心肠才能够加以回绝。不过，咱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就难免有人情味儿。于是我们松口答应出借那本书。当然是一时糊涂，但横竖都已经答应了。
接下来便只好建立第二道防线：作好损害控制，亦即动用一切必要手段，确保出借的每本书都能平安回到架上。兹列举六大战术：用铁链把书拴在书架上；规定借阅者必须遵守十分严苛且繁琐的借阅手续；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书上；在书本上标示只有书主本人才能识破的密码；更有格调的办法自然非藏书标签莫属；最后一招，我们不妨自行举办“良心发现周”：只要趁这段期间主动将之前借走未还的书不具名缴回，就毋须忧虑遭受惩罚或白眼对待。
因为漫漫人生当中，难免会碰到如此这般莫可奈何的窘境：几本借来的书，因逾期太久以致迟迟不便归还。这种情形在图书馆的书籍身上屡见不鲜，不时能听到有人如是说：“这本书叫我从何还起？都已经逾期六年了！”而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书更是时有所闻。毕竟，拿着那本书——呃，就说借来至今已逾十二年好了，走到朋友面前，这个行动所带来的痛苦与难堪，实在太过于剧烈，像咱们这么老实的人自然无法承受，还不如索性巴望书主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来得比较容易面对。

（摘自《嗜书瘾君子》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帖链接：http://hi.baidu.com/tbgz/blog/item/271d7122631bb7a54623e83a.html

2007-06-05 13:29:57 凝风

陈建铭是翻译《查令十字街84号》的那个吧，还是离不了书啊。

这篇么，我是没感觉的。我不喜借书与人，同样地，也不喜欢向人借书。无他，书于我，是专一的占有，一切从鸿蒙初辟开始，从别人处拿来的，那算什么呢？在书上，我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拥护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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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6 22:19:10 魁魁格

书斋·书灾

余光中

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沃波尔中世纪的哥特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Street）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儿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稿，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数以百计的《文星》。
　　“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灾，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至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菁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中、狗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
　　你会说，既然怕铅字为祸，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复是不可能。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书呆子，理书是带一点儿回忆的哀愁的。喏，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二年四月（那时你还没有大学毕业哪！）购于台北”；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有一本书上写着“赠余光中，一九五九年于艾奥瓦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史读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何况一面理书，一面还要看书。书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书。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一定成为大学者。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属于前者。这种分类法当然纯粹是主观的。有一度，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甚至是绝版的好书，被朋友们久借不还，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愤怒得考虑写一篇文章，声讨这批雅贼，不，“雅盗”，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不久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因为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雅盗”的作风。架上正摆着的，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有一本论诗的大作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经半年多没还了，他也没来催。当然这么短的“侨居”还不到“归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处借来，后来他料我毫无还意，绝望了，索性声明是送给我，而且附赠了上卷。
　　在十几册因久借而“归化”了的书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它们的“侨龄”都已逾十一年。据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女士，吓得我十年来不敢跨进她的辖区。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事。书也是钱买的，但在“文艺无国界”的心理下，似乎借书不还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还的以外，还有不少书——简直有三四十册——是欠账买来的。它们都是向某家书店“买”来的，“买”是买来了，但几年来一直未曾付账。当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书店为我销售了百多本的《万圣节》和《钟乳石》，也始终未曾结算。不过我必须立刻声明，到目前为止，那家书店欠我的还少于我欠书店的。我想我没有记错，或者可以说，没有估计错，否则我不会一直任其发展而保持缄默。大概书店老板也以为他欠我较多，而容忍了这么久。
　　除了上述两种来历不太光荣的书外，一部分的藏书是作家朋友的赠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中文的新诗集，其次是小说、散文、批评和翻译，自然也有少数英文，乃至法文、韩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这些赠书当然是来历光明的，因为扉页上都有原作者或译者的亲笔题字，更加可贵。可是，坦白地说，这一类的书，我也很少全部详细拜读完毕的。我敢说，没有一位作家会把别的作家的赠书一一览尽。英国作家贝洛克（Hi-laireBelloc）有两行谐诗：
　　WhenIamdead，Ihopeitmaybesaid：
　　“Hissinswerescarlet, buthisbookswereread."
　　勉强译成中文，就成为：
　　当我死时，我希望人们会说：
　　“他的罪深红，但他的书有人读过。”
　　此地的read是双关的，它既是“读”的过去分词，又和“红”（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译得传神。贝洛克的意思，无论一个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当回事地拜读过，也就算难能可贵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无法遍读他人的赠书，由此可以想见。每个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种赠书（包括刊物），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既无时间逐一拜读，也无全部拜读的欲望。事实上，太多的大作，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书名，你就没有胃口开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好的和坏的。除了一些奇迹式的例外，坏的作家从来不会变成好的作家。我写上面这段话，也许会莫须有地得罪不少赠书的作家朋友。不过我可以立刻反问他们：“不要动怒。你们可以反省一下，曾经读完，甚至部分读过我的赠书没有？”我想，他们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难懂”的现代诗，那些“嚼饭喂人”的译诗，谁能够强人拜读呢？19世纪牛津大学教授道奇森（C.L.Dodgson，笔名LewisCarrol）曾将他著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inWonderland），呈献一册给维多利亚女皇。女皇很喜欢那本书，要道奇森教授将他以后的作品见赠。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作——一本厚厚的数学论文。我想女皇该不会读完第一页的。
　　第三类的书该是自己的作品了。它们包括四本诗集、三本译诗集、一本翻译小说、一本翻译传记。这些书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册，有的仅余十数本，有的甚至已经绝版。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印第一本书时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经兴奋得通宵失眠，幻想着第二天那本小说该如何震撼整个文坛，如何再版三版，像拜伦那样传奇式地成名。为那本书写书评的梁实秋先生，并不那么乐观。他预计“顶多销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结果我印了一千册，在半年之内销了三百四十多册。不久我因参加第一届大专毕业生的预官受训，未再继续委托书店销售。现在早给周梦蝶先生销光了。目前我业已发表而迄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种诗集，一本《现代诗选译》，一本《蔡斯德菲尔家书》，一本画家保罗·克利的评传和两种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当然，买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岁时，希望自己已是拥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译）的作家，其中至少应有二十种诗集。对缪斯许的这个愿，恐怕是太大了一点儿。然而照目前写作的“产量”看来，打个六折，有三十本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最后一类藏书，远超过上述三类的总和。它们是我付现钞买来、积少成多的中英文书籍。惭愧得很，中文书和英文书的比例，十多年来，愈来愈悬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数的书呆子，既读书，亦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书确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版丛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鹅丛书”（PenguinBooks）的典雅、“现代丛书”（ModernLibrary）的端庄、“袖珍丛书”（PocketBooks）的活泼、“人人丛书”（Everyman’sLibrary）的古拙、“花园城丛书”（GardenCityBooks）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丛书”（SkiraArtBooks）的堂皇富丽、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书的）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
　　约翰生博士曾经说，既然我们不能读完一切应读的书，则我们何不任性而读？我的读书便是如此。在大学时代，出于一种攀龙附凤、进香朝圣的心情，我曾经遵循文学史的指点，自勉自励地读完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七百页左右的《虚荣市》，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自从毕业后，这种啃劲儿愈来愈差了。到目前忙着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五马分尸之余，几乎毫无时间读诗，甚至无时间读书了。架上的书，永远多于腹中的书；读完的藏书，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尽管如此，“玩”书的毛病始终没有痊愈。由于常“玩”，我相当熟悉许多并未读完的书，要参考某一意见，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页。事实上，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例如凡·高的画集、肯明斯的诗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
　　然而，十年玩下来了，我仍然不满意自己这书斋。由于太小，书斋之中一直闹着书灾。那些漫山遍野、满坑满谷“汗人而不充栋”的洋装书，就像一批批永远取缔不了的流氓一样，没法加以安置。由于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样，永远朝北，绝对晒不到太阳。如果中国多了一个阴郁的作家，这间北向的书房应该负责。坐在这扇北向之窗的阴影里，我好像是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满蕴着南方的水果。白昼，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着灰色的音乐。夜间，我似乎听得见爱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声，而北极星的长髯垂下来，铮铮然，敲响串串的白钟乳。
　　可是，在这间艺术的冷宫中，有许多回忆仍是炽热的。朋友来访，我常爱请他们来这里坐谈，而不去客厅，似乎这里是我的“文化背景”，不来这里，友情的铅锤落不到我的心底。弗罗斯特的凝视悬在壁上，我的缪斯是男性的。在这里，我曾经听吴望尧，现代诗一位失踪的王子，为我讲一些猩红热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这里，黄用给我看到几乎是他全部的作品，并且磨砺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评。在这里，王敬羲第一次遭遇黄用，但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并没有吵架。在这里，陈立峰，一个风骨凛然的编辑，也曾遗下一朵黑色的回忆……比起这些回忆，零乱的书籍显得整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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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05 00:42:28 轻 (枉然于是成了爆落散开来的讽刺)

买了这本书，写得太深入人心了，我就是一个嗜书瘾君子，只不过症状比文中的人轻一点罢了

说实话，这本蛮搞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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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21 16:17:07 花猪♥Aris

呵呵~~~自己的书从不外借~~~不光书,CD,DVD也绝不借~盗版产品除外,借出去的东西基本也没打算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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