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棒球帽的哈萨克雄鹰：对话马木尔

戴着棒球帽的哈萨克雄鹰：对话马木尔
　　
　　文/王戈
　　
　　原文刊载在艺讯中国（ARTINFO China）网站上
　　
　　原文链接：
　　http://cn.artinfo.com/2010/07/28/mamer-interview
　　
　　
　　
　　 马木尔一直是我最尊重的音乐人之一。但颇为令我汗颜的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他是维吾尔族——来自异族的想象总是这样简单粗暴。这篇采访完成于 2010年四月份，当时他和IZ乐队从乌鲁木齐来北京等待英国演出的签证，顺便在北京的微薄之盐，麻雀瓦舍和江湖酒吧演了三场，每场都与不同的音乐家合作，从实验摇滚到世界音乐都能做到掌控自如。三个月后，马木尔再次来到北京，并演了两场独奏会。文章的开头现在看来极其陌生：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仅仅是 Mao Livehouse就经历了被查封和重开，气温也由零度飙升到现在的桑拿天。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能闪现出的，只有那晚酒吧里昏暗的灯光和来自远方的音乐。
　　
　　 采访马木尔算是小费了一翻周折。早在3月份他来北京等英国签证的时候，我就想和他聊一聊，后来因为时间安排的问题一直拖到了4月。当时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乐手已经和他的实验摇滚乐队IZ从英国巡演归来，在北京再呆三天就要回乌鲁木齐了。那天我下班后匆忙吃了晚饭，然后打车来到位于北京东城区鼓楼东大街的南锣鼓巷北口，街对面就是著名的现场音乐酒吧Mao Livehouse。
　　
　　 今年北京的天气异常奇怪，4月份还冷的像冬天一样，三个月之内下了将近十场雪，“雪色浪漫”早已形成了审美疲劳。当然也有不变的东西——半个小时走三百米的神奇交通，能把头发吹得像遭受过电击一样的大风，还有让各种加湿设备集体投降的干燥气候。我们和马木尔的经纪人曲昊钻进一家街边的小胡同，一直走到尽头，又拐进了一家叫Amilal的酒吧。里面的格局和北京大多数胡同酒吧相同：破旧的木门，狭窄的过道，穿过之后便是紧凑的四合院格局，门口放着双人沙发，院子深处坐着几颗文艺的青年和几吨壮硕的老外。走进去时正在播放马木尔个人专辑《雄鹰》（Eagle）中的“山风”（Mountain Wind）。“这个地方生人来还不让进，”曲昊说。“不过你如果说是马木尔的朋友就没问题。”我们正闲聊着，马木尔走了进来。他带着一顶棒球帽，脚上蹬着一双旅游鞋，头发是卷的，眼窝深深的，除了略显疲惫之外，看上去和台上那个气定神闲的艺术家没什么区别——这和我采访过的很多乐手不同，大多数人台上台下的反差极大。
　　
　　 坐定后，我们都要了啤酒，而马木尔只要了杯热水。“我很喜欢现在放的这首。”我还是选择用音乐做开场白，而且绝对不是恭维。我第一次听到“山风”中的口弦响起时，真有感受到身临其境的血脉扩张。“但好像跟《雄鹰》里的版本不一样。”听我这么说，马木尔愣了一下，低着头嘀咕道：“我不喜欢专辑里的版本，他们加了很多我不想要的东西，”声音低沉的有点听不见。
　　
　　 “他们”指的是马木尔2009年个人专辑《雄鹰》的制作人，由Real World公司发行，而这个公司的创办人正是英国创世纪乐队（Genesis）的前主唱Peter Gabriel。“《雄鹰》的制作人是我的朋友，”马木尔回忆道。“之前我也签过国内的公司，小的公司。后来他觉得大公司好一些，广告上面好一些吧，不是为了音乐。Real World做世界音乐比较在行，做出来的东西也是商业一点，流行一点的。《雄鹰》旋律更强，实验的东西更少一些，那个唱片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来做的，制作人也是按照那个做的，在我录完之后又加了一些东西。”
　　
　　 世界音乐算是在西方语境下簇生的一个词汇，其核心概念就是终于自己出生地和生活环境的民乐，通常与传统和原生态联系在一起。举个例子，在《雄鹰》中，马木尔和美国班卓琴大师Bela Fleck合作了一首叫Celebration的曲子：美国乡村和哈萨克民谣——这样讨巧的组合就很符合我这种不熟悉哈萨克音乐的人对异族的想象：唱词少，旋律悠扬，各种平时听不到的乐器都派上了用场，猎奇心理得到巨大满足，又能时不时矫情地点根烟感伤一下生活在城市里的悲哀。
　　
　　 但马木尔要的不是这些，他对音乐的态度也绝没这么肤浅。“我自己做的东西不一样，国外出的那个CD用的是我的名字，但我自己做的音乐是不一样的。” 不仅是对自己，他对乐队的要求也一样严格。“IZ的鼓手张东打鼓也就四个多月，他本来是弹吉他的，其他乐手之前也都是。虽然他们单个都不错，但不是我想要的感觉，我要的和传统的弹法不一样。IZ乐队有插电的，也有不插电的，也会用合成器，会做出特工业的摇滚。不过不是工业金属啊！搞金属，我身体不行，没力气。”
　　
　　
　　哈萨克骄傲
　　
　　 马木尔出生在新疆奇台，小的时候家里人都在弹冬不拉，他也自然从六七岁就开始练习，后来慢慢开始接触其他乐器。“我小时候住在牧区，就在沙漠旁边。后来上学以后搬到奇台县城，那里有很多维吾尔族弹吉他的人，弹的很好，唱歌也好，现在都没那么好，看不到了。”2002年，他从新疆来到北京，一直在找人组乐队，但目前IZ乐队的成员都是他在乌鲁木齐认识的。而现在在深圳现场音乐圈颇有名气新疆乐手叶尔波利.阿合买提汗也是马木尔的学生，两人还曾经一起在深圳玩过乐队。 “当时为什么会去深圳？”我问。
　　
　　 “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别问了。”说完他自己笑了。
　　
　　 好吧，那就不问了。
　　
　　 媒体上关于马木尔的采访非常少，而且他演出的频率也不是很高，给人一种很低调的感觉，但他的举止言谈中都有种源于自信的高贵。这里说的自信不仅是技术上的，更是表现在对待音乐的态度上。2004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北京，曾经约见马木尔见面，起初马木尔是拒绝的。“我以为是那种给领导宴会助兴的，觉得没意思。”马木尔回忆道。“后来他们打了好几次电话，我就勉强去了。后来才发现他确实是喜欢音乐的人，这种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和北京的乐手交流也不多，每次来这里，都是和以前认识的人一起演出，”他说。“我想找比我（水平）高的乐手一起玩，现在就是没找到有合适的，因为我还是希望向别人学习。”
　　
　　 艺术家的高傲在此刻暴露无遗，可没有傲骨又怎么做得了艺术家呢？更何况他有这个资本。
　　
　　 但他对真正高水平的音乐人还是心怀感激和敬畏。当我问起他最想和那些乐队合作时，他回答说：“我不是特别想和哪个乐队合作，就是想和乐手合作。哦对了，有一个乐队叫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我很喜欢。还有英国有一个乐队叫King Crimson，他那个吉他，戴眼镜的那个（这里指的应该是Robert Fripp），我当时还跟制作人说，要不要请他来制作我的专辑。后来他们可能觉得他做的比较艺术性吧，所以就没找。我也不大吸收其他民族的东西。我做的音乐里，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的东西比较多。虽然都是游牧民族，但味道是不同的。就像你喝啤酒，不同品牌的啤酒味道不同。”
　　
　　 我们又把话题扯回了新疆。“现在新疆的小孩学冬不拉比我小时候更正规一些。他们各方面条件更好，更方便，听的音乐也多。”他这么说我倒是有点意外，我还以为他是那种很瞧不起“现在小屁孩”的人。“我小时候就是听父亲弹一点老的曲子，然后就是广播，我们当地很多广播电台有些很老的录音。还有一些老艺人，吟游艺人，玩很多即兴的东西。至于说歌词，大多是关于自然的东西，歌词表达的东西不好翻译。很多是传统的哈萨克歌曲，我重新改编了一下。”
　　
　　 “新疆弹冬不拉好的人挺多，不过用处不大。很多人能弹难度很大的曲子，但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滞下来了，因为没有更多想法。有时候跟体制也有关系，比如像文工团，就把很多人控制住了。文工团很多地方都有，他们就是按照滞后的想法来做的，没有创新。他们不那样做也不行，毕竟是被控制的。”
　　
　　 说到这里，大家突然都静了下来，各自喝着自己的饮料，酒吧里依然飘扬着各种来自远方的音乐。
　　
　　
　　搞生活和搞音乐
　　
　　 这次英国巡演，马木尔和IZ乐队在十天之内走了八个城市，除了伦敦和雷丁外，大多是中小城市，演出场地也是风格各异，从严肃的大学剧场到烟雾缭绕的摇滚俱乐部，再到安静的乡村会堂，每场音乐会都在不同的环境中举行。在谈到国外观众和国内的不同时，马木尔这样说：“国外观众看演出很认真。他们都是看到我的名字，听到我的CD才专门来看的，中国这边大多数是随便走进来看一看的。国外看我们演出的人年纪也比较大，六七十岁的，大部分是老年人，而且就坐在舞台前，要知道我们声音很大的。我们这边就没有这样看演出的，要是有（老年人）的话就要吃药了，心脏受不了。”
　　
　　 “国外很多喜欢世界音乐的人是有家庭传统的，就像支持一个足球俱乐部一样。比如你父亲喜欢阿森纳或者曼联，你也是这样，不是那种随便换的。”原来马木尔也是球迷！当时作为拜仁球迷的我，还沉浸于刚刚在欧洲冠军杯中淘汰曼联的喜悦中，于是便问他是哪个队的球迷。“我喜欢英国的，切尔西，有德罗巴，”他说。 “也喜欢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吧。我以前也踢球，现在没地方，也没有人踢。”
　　
　　 “其实还是懒，”我小声嘀咕了一下。好像也没人听见。
　　
　　 “我平时也没什么爱好，就是看看电视。”马木尔摘下他的棒球帽，捋了捋头发，又把帽子戴了回去。“一般就是看体育节目，除了足球，第二喜欢的就是拳击，其他的不怎么看。”
　　
　　 “我现在就是想自己做唱片。唱片公司很麻烦，要控制你，还要赚钱，反正想法就是不一样。有些音乐你生活太好了搞不出来。有些摇滚乐手，房子汽车都有了，你还搞什么音乐？生活先搞好再搞音乐，可能吗？”
　　
　　 “既然你想自己做东西，岂不是在北京会更方便？”我问。
　　
　　 “是，北京的音乐环境是要好的多，演出大部分也是在这边。但乌鲁木齐在生活和排练上更方便。那边排练室比较便宜，都是我们自己搞的，在一个车库里，都是朋友的，不用花钱。再说地方也小，大家见面也方便。你看现在在北京，我过来和你见面就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在那边顶多半个小时。”
　　
　　 ......
　　
　　 聊到最后大家都有点犯困（我作为记者太不称职了），于是互相道别，刚一出酒吧就是一阵大风扑面而来——mountain wind，哈哈。
　　
　　 采访后第二天，我来到麻雀瓦舍看他和朋友们一起玩即兴。当宋雨哲上台时，马木尔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宋雨哲，我现在是实验摇滚，那你就是死亡民谣。”
　　
　　 直到那一刻我才从他身上嗅到了一点人间烟火，这种无聊的笑话我经常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