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道德　逻辑的顺序

作者：李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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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有可能被故意歪曲了，也有可能不经意地被歪曲。亚当•斯密，历史中的一位智者，也是一个逻辑，所以，亚当•斯密也有可能被故意歪曲，也更有可能不经意地被故意歪曲。亚当•斯密，有可能在全世界被歪曲，而确切地在中国被歪曲。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尤其被认真地故意歪曲，连篇累牍地、旁引博证地被谆谆地歪曲。

亚当•斯密，人们愿意认为他是“经济学之父”。但真实的是，亚当•斯密开启的是政治经济学的门扉，而当今的经济学是由马歇尔在一百多年前，也就是十八世纪最后几年里开创的。以学术的血统考究，马歇尔才是经济学之父，而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祖父。当然，斯密比其后更多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更贴近经济学，比如亚当• 斯密对货币、国际货币以及国际贸易的机制与效用的研究、关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甚至关于国家财政税收的思考，这些东西，至今令人们津津乐道。

没有《国富论》，亚当•斯密就不会是政治经济学家。这不是关于合理性的假设，而是说，在《国富论》之前，亚当•斯密不是政治经济学家，当然也不是经济学家。狭义地说，亚当•斯密之前没有政治经济学家，意思是，从《国富论》开始，全人类才有了如今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乃至经济学的初萌。亚当•斯密，是在其勾勒了这部宏著腹稿的时候，他才转变成为关于经济的学家，而不是之前。

亚当•斯密是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也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伟大著作的。从国内外的研究者的介绍来看，亚当•斯米的这部著作的思考成形，不会早于1766年。而此前七年，即1759年，亚当•斯密就已经出版了自己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成于亚当•斯密在学院讲授课程的时期，属于学院派的学术阐述。而其时所讲授的专业课程不是别的，恰恰是“道德哲学”。而《国富论》则不同，是亚当•斯密的田野研究所得，是其直接观察社会现象的另一方向和另一深度的思考。

显然，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道德哲学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学院研究和教授的专业课程。所以，没有成就《国富论》的时候，亚当•斯密最多是一位道德学家，或者哲学家，再或者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此时的斯密远还不是“政治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家”。那个时候的斯密，如果我们相信人生没有“必然” 的话，更有可能根本成为不了“政治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家”。

^_^总理谈及亚当•斯密时说：“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句名言——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他的另外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却很少有人读过。”这个评价很客观，说明《道德情操论》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远不如《国富论》。确切选择而言，没有《道德情操论》，斯密依然是斯密，而没有《国富论》，今天不会有人记得谁是亚当•斯密。于是，人们因为亚当•斯密而阅读《道德情操论》，而不会因为《道德情操论》而惦念亚当•斯密。若作为中国人，我相信，人们阅读《论语》的志趣一定会远大于阅读《道德情操论》，如果不是因为《国富论》的话。

其矛其盾，枚举《道德情操论》，颇是为着告诫《国富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深邃给某种揶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间的两立，作为一个令人棘手的困惑，一直被用来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拷问。而亚当•斯密呢，在出版《道德情操论》之后的5年，辞去了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显然，成就《道德情操论》的那种学院式的研究与思考，已经为亚当•斯密摒弃。也正是这个出走，亚当•斯密豁然进入更宽阔、更令其驰骋的天地，使得人类由此意外地拥有了《国富论》。否则，再成功的亚当•斯密也只能是与神甫平肩的道德学家，而不可能是政治经济学家，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是经济学家。

有人以亚当•斯密多次修改《道德情操论》来证明这部著作对亚当•斯密的重要，进而引申亚当•斯密对道德关怀的固守。这种不提供更精确的证据的论说方式，我以为是一种“推论”。同样，作为“推论”，还可以猜测亚当•斯密因《国富论》的思考，或有修改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和情操的观点，剔出其中抵牾之处，令后人能对其思维的转折感觉出平滑过渡。毋庸置疑，在政治经济思考还没有成为社会广泛认同的学科的时代，新思考、新学说依然需要传统的、成型的学科的认可与接受，并在其中找到其理论立足的根基。

另一个毋庸置疑的事项是，亚当•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是为得解释世界，揭示社会的机制。正是如此，后来的亚当•斯密，不再认为《道德情操论》能够有效解释世界和社会机制，所以才有了关于《国富论》的冲动与认真。而如今，全人类都认定《国富论》有着超时代的贡献，为人类开启了社会机制研究的新天地。由此繁衍出来的国际贸易学、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货币学、企业管理等等，全然发端于《国富论》而不是《道德情操论》。两间相比，《道德情操论》是追求圣化，基于人格社会与社会人格的矫正，而《国富论》则面向世俗，世俗社会的真实机制与机制如何统辖世俗社会。回过头来细看，由亚当•斯密开端的现代人文科学体系，不断细化更精准的学科，而除却神学院外，全世界的学院中不再有“道德哲学”专业与系所。但这不妨学院内外、朝野上下奔走着道德学的心灵讲师和教授。

“圣化”，是所有专业归附者的自觉与不自觉。经济学，其职责就是解释社会的经济现象，而经济现象仅仅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哪怕是主要部分，也依然不是全部。即使所有的现象都蕴含一定的经济机制，这个道理也依然如此，如同所有运动与存在都呈现“物理”，但物理并不能解释“化学”机理一样。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当全世界依然执著地用道德和操守解释与规范社会一切的时候，是他独自一人看到了道德与情操的困境与绝境，从而为全人类开辟出崭新思维，一个新时代由此轰轰烈烈迎面而来。

阅读《国富论》，对于中国而言，提醒人们还要明白《道德情操论》，我相信，是话语者的造作姿态。《国富论》并非拘泥于“无形的手”的揭示，亚当•斯密花去了大幅篇章揭示并批判了“重商主义”，并严厉指出重商主义对国民经济与国民福利的危害和破坏。而当下所面对的社会与经济现实呢？对重商主义的执迷与热衷，坚持着那只腕力无比的有形巨手，还讷讷而言地：一只有道德的巨手、一只有情操的巨手、一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巨手、一只有益于人民的巨手，比如我们宁愿相信，在亚当•斯密的窘境后，人类终于找到了一条指引幸福未来的——和谐的、以人为本的“重商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颠倒亚当•斯密的逻辑的意图。亚当•斯密走出了道德情操的历史逻辑，而人们更愿意亚当•斯密再回归道德情操的历史逻辑。即使已经摒弃了有道德情操的社会学、有道德情操的天文学、有道德情操的工艺学，但人们宁愿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例外。人们愿意它是一门需要学说与人格完美结合的学科，更何况，一旦成为学说理论大家，还厌烦自己被推举作圣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