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的传奇婚恋

余杰197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他少年即扬名，不到而立之年就出版了八九本作品。因为他的文章锋芒犀利而又不乏尖刻和偏激，被传媒称为“北大怪才”，从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日前余杰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坦言：“其实更接近我生命本真状态的，是爱、温柔、悲悯这样的气质。”余杰说，他和妻子从相识、相恋到结合的经历，使他对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余杰把他和妻子之间的故事，写成了长篇小说《香草山》。“涉及我个人生活的部分，几乎全部是真实的。”余杰说。“平心而论，你真的还没有爱过。”在《说还是不说》那本书里，余杰写了自己的初恋。余杰自己也承认，“我的爱情也许不叫爱情，因为一直都只有我一个人在爱，在等待，在忍受。”那是一个叫小雅的女孩，她跟余杰算是青梅竹马，她留给余杰最初的印象是：“小雅穿了一件白裙子，一尘不染。”那一天以后的许多日子，白裙子依然在余杰眼前飘动着，他说自己永生难忘。考上北大后，余杰给小雅写信，很频繁地写，小雅的回信却不冷不热。终于，小雅对余杰说出了那句话：“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然后小雅去北京看余杰，十多天后，余杰送小雅回成都，火车开动时，小雅只说了三个字：“谢谢你。”为了这段经历，余杰写了长长的文章《似水柔情》，这组文章在余杰激扬的文字中是个“异数”。但认识宁萱后，宁萱首先批评的就是这篇文章：“那怎么会是爱呢？那只是一种青春的萌动，在那样的年龄，无论哪个女孩子都很容易走近你的——只要一瞬间的接触，或只因她离你近。那个对你的文字——你作为生命之瑰宝和惟一精神支柱的文字——视而不见的女孩，她会爱你什么呢？你又爱她什么呢？平心而论，你真的还没有爱过。”余杰和妻子宁萱的情缘，是因为余杰的文字。1999年6月之前的几个月里，宁萱就已经在扬州大大小小的书店里，看到余杰的作品集《火与冰》，那是余杰的第一本集子，由于书商的原因，那本书设计得花里胡哨的。封面上还有一些惊人之语：“抽屉文学”、“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大的第二个王小波”，等等。那年24岁的宁萱，大学毕业已经4年了，她大学读的是国际金融专业，毕业后到了一家香港独资公司，不到一年便升为部门经理，成为令人艳羡的白领丽人。学金融的宁萱读书很挑剔，她多次与《火与冰》失之交臂。6月2日，她下班后去逛街，在一家小书店里，在租书的柜台前，她问老板有什么有意思的书没有，老板向她推荐了《火与冰》。大概许多人传阅，书已经很破旧了。宁萱交了租金，把书拿回家，这一读，就再也放不下了。她一直读到天黑，跟着书中的文字，跟着写这些文字的人，一起悲哀、愤怒、欣喜和微笑。她忽然决定，给这本书的作者写封信，她要认识这个作者。她在信中写道：“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因为他就是我曾想要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人已渺然不知去向，我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的生活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我想，如果还有一双眼睛同我一起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了。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沉重而真诚。最后，我要告诉你，我是一个女孩，美丽，也还年轻。”信写好后，因为不知道余杰的具体地址，宁萱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信封上写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余杰收”的字样，投进了邮箱。余杰收到这封寄自扬州的特快专递后，看着信封上陌生的公司和地址，还有些模糊的“宁萱”的名字，他开始并没有太在意，他在北大校园里的“家园”快餐厅里撕开了这封信。他叫了一份快餐，边看信边吃饭，刚刚读了第一行，他就正襟危坐起来。后来，余杰形容说，这封信的内容像一块小石子，准确击中了他的心脏，沉重得令人有窒息的感觉。余杰决定给这个叫宁萱的女孩回一封信，他没有想到，回这封信，竟然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生活。宁萱收到了余杰的回信，看到有北大标志的信封，她先是心中一热，抽出信纸后，又是心中一凉——因为信是打印的。宁萱说她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打印的信件。“他真的没有一颗真诚的平常心了。”宁萱想。但她还是看完了信，看完了信她的想法改变了——“它本身就是一篇好文章，没有一处是随意的敷衍。”余杰的第二封信就变成手写的了。从此，两人书信往来不断，他们谈论的都是一些沉重而严肃的话题：大学时的军训，文革时的地下诗歌，鲁迅，俄罗斯诗人，《圣经》。在扬州与北京之间，两颗同样孤寂的心灵在互相温暖着对方。“你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伊甸园。”余杰有一个多月没有收到宁萱的来信了，刚开始，他心里有淡淡的失落，有盼望才会有失落。这种感觉，自从初恋结束以后已经很久没有过了。他知道自己似乎在发生着某种变化，对异性的敏感正在恢复之中。他发誓：他要勇敢地去爱，勇敢地去受伤。而此刻，宁萱已经跟随着一帮探险队的朋友开车从青海去了西藏。他们一路上，遇到了好几次千钧一发的险情。就连那些常年登山和探险的壮汉，都吓得魂飞魄散，但宁萱却丝毫也不害怕。宁萱去西藏不是为了看风景，她是为了去寻找信仰，为了体验死亡。但在生死一线牵的时刻，宁萱还是突然想到余杰，远方的知音，他在干什么呢？暑假结束，从四川家中回到北京的余杰，看到宁萱的信，才知道她居然经历了这么重大的事件，尽管他知道她很孤独，但他没有想到她被孤独折磨得如此之深。1999年10月2日，宁萱在这一天到医院拔了两颗智齿。回到家后，麻药的药性过去了，创口发出钻心的剧痛。3日，疼痛减弱了一些，夜晚仍然睡不着，宁萱突然想给余杰打个电话。余杰的手机号在第一次通信时就告诉了她，但她一直没有打过，她怕拨通电话后，对着话筒无话可说。犹豫再三，宁萱还是拨通了余杰的手机号。突然一声粗暴的询问：“哪位？”宁萱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将电话挂断，这声音怎么如此“震耳欲聋”？宁萱又拨了一次，还是那声响亮的质问。宁萱再次挂断电话。停了一会，手机响了，宁萱看了看显示屏，正是余杰的手机号，宁萱按下接听键。“请问刚才谁打我手机？”宁萱说：“我是宁萱，你还记得我吗？”对方改变了腔调，显得有些紧张：“你怎么想到现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宁萱有些委屈：“你刚才的声音好吓人。”余杰不好意思起来，他解释说因为自己的手机信号不好，说话时只好大声一点。宁萱告诉余杰，她拔了智齿，伤口很疼。余杰说自己去年也拔了一颗智齿，拔牙的时候，教授一边动手，学生一边观摩。他开始在电话中滔滔不绝地说起自己拔智齿的感受来。宁萱知道，那是余杰在转移她的注意力。后来，余杰又说：“你知道吗？今天是我26岁的生日，你刚好打来了电话，真是太巧了。”余杰说以前的许多朋友彼此都已经淡忘，相互之间都不记得对方的生日。他没想到，在深夜还能收到一个不期而至的电话。其实，宁萱哪里知道余杰的生日，她给他打电话，仅仅因为牙疼。那天，他们通了半个多小时话，手机都有些发烫了。余杰说，按照他的性格，一般两次电话无人应答，他是不会再打过去追问的，但不知为什么，他却破例按照手机上留存下来的号码又打了过来。宁萱想，这是上天安排的，假如他不理睬我的电话呢？假如他留的不是手机号而是电话，而且又无法显示来电呢？一切都可能是另外的情形。10月7日，余杰和朋友一起到一位老教授家吃午饭。饭后聊天的时候，余杰的传呼响了，他低头一看，上面赫然是：“宁萱小姐请你回电话。”余杰躲到阳台上，打通了宁萱的手机。“我现在在北京。”他们约好6点在北大南门见面。华灯初上时刻的北大南门，人来人往，余杰骑着一辆自行车赶过来，他看到西北角站着一个女孩，高挑的个子、短发、清秀的脸，穿着一件黑色的短大衣。那女孩也看到了余杰，并向他走了过来，他们都认出了对方。余杰带宁萱去了“家园”餐厅。余杰让宁萱点菜，宁萱没有客气，她点了一盘香菇菜心，一盘滑溜牛柳，一碗萝卜丝鲫鱼汤。饭端了上来，宁萱很认真地吃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仿佛水到渠成。饭后，余杰带宁萱去了自己在“稻香园”的家。在房间里聊了一会儿，余杰打开电脑，让宁萱看自己的文章。宁萱看了一会儿，就径直在电脑上打起字来——她居然在修改余杰的文章。“这个词语用得不对！”她的话语斩钉截铁。后来，余杰建议去酒吧坐一会儿。他们去了一家叫“漂流木”的酒吧。那天酒吧里很安静，轻柔的音乐、温馨的灯光，装饰俭朴有致，有点海洋和沙滩的感觉。在他们身后，两根木桩支起一张网，网的扭结处，捆着空酒瓶。宁萱对余杰说：“我想写一首小诗。”思索片刻，她轻声朗诵起来：是不是每个漂流瓶都来自远方是不是每一个远方都有一位姑娘是不是每个姑娘都心怀忧伤是不是每段忧伤都藏着梦想是不是每个梦想都能乘着波浪是不是每块心田都渴望爱情是不是每份爱情都能结成良缘一晃10点半了，余杰送宁萱去她住的宾馆。在宾馆门口，宁萱下了车，她淡淡地向余杰说了声“再见”，就转身走进宾馆的大堂。余杰心里有些失落，他想握一握宁萱的手，但他不敢。回去的路上，一种莫名的寂寞困扰着他，仿佛生命中的某一部分离他而去。余杰又开始给宁萱写信，在信中，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如我建议你到北京来，你会考虑吗？宁萱回信说：我可以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宫殿还是贫民窟，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条件——身边有一个真爱一辈子的人。“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选择了我。”2000年“五一”长假到了，宁萱写信给了余杰一个惊喜，她说，虽然我不喜欢坐飞机，但我还是要飞过千山万水来看你。我要尝试一下做稻香园“女主人”的味道。我喜欢上了，就不走了。对于余杰来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同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从5月1日上午起，余杰擦窗户、拖地板，他换上了蓝色的被单和枕头。他提前3个小时到了首都机场。航班号宁萱早就告诉了他，他已经背得清清楚楚了，但仍然不时拿出来看一眼，生怕出现了失误。终于，宁萱出现了，她的头发已经长长了许多，不再是半年前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短发式了。余杰想，她的头发是为我而留起来的。坐在出租车上，宁萱轻声说：“我觉得有点累，打个盹吧。”余杰点点头，宁萱依偎在了他的胸口。他揽住了她，孤独如潮水般退去。到家了，他们牵着手上楼下楼，余杰问：“上次你为什么不让我牵你的手呢？”宁萱叹息着说：“你怎么一点也不懂女孩子的心呢？好多时候，女孩说‘不’其实是说‘是’呀。”他们吃饭依然去了“家园”餐厅，仍然点的是上回点的那几样菜，连座位也是上次坐过的。吃完饭，他们又一起去了未名湖。湖边每条路余杰都非常熟悉，他告诉宁萱：过去，我的身影与塔的影子一样孤独，今天我携着我的爱人来了。夜深了，他们携手回家，他们终于在同一个屋檐下了。7天假期很快就过去了。余杰又一次来到首都机场，不过，这一次是送别。他问她什么时候到北京来。“在你需要的时候。”宁萱说。2000年7月，余杰的硕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了。在和同学们穿着硕士服装拍照留念的时候，余杰想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宁萱，这一刻的幸福，她能来分享多好。余杰去和早在四月份就与他签了合同的中国文学研究所报到。但用人单位告诉他，报到的手续被冻结了，他们不再接收他了。没有人告诉他是什么原因，堂堂的北大硕士生，出了八九本作品的才子作家没有了工作单位。余杰从那家单位出来，给朋友们打电话，他们一起去吃火锅，几个人，那晚吃了几十盘菜，喝了几十瓶啤酒。夜里，余杰把这消息告诉了宁萱。宁萱没有丝毫的犹豫，她说：“我等待一年的契机终于来临了，当你遇到艰难困苦时，我要和你在一起。”第二天，宁萱向香港老板提出辞职。老板很惊讶，那是多少女孩艳羡的位子啊。老板挽留她，说要给她加薪。宁萱说，我的辞职和薪水无关，我要到北京去，投奔爱情。2000年7月，宁萱只带着两个箱子到了北京。临来北京前，她收到余杰的信，余杰在信中写了当年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一段佳话：沈从文向张兆和求婚时说，如你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征得父亲同意后，给沈从文发了封电报，写道：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余杰问宁萱，什么时候让我喝到甜酒？宁萱对余杰说：“你这杯甜酒也喝得太容易了，你知道吗？沈从文当年写了四年情书，而你只写了一年，真是走运啊。”2001年春节，他们在余杰的家乡举行了简朴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