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领薪辞职，今天发月饼更发言

我的Closing Time 译毕！


打烊时间

[美]尼尔•盖曼 著 鯉 译

伦敦依然还有俱乐部。有旧时的和仿旧时的俱乐部，陈设着老式的沙发和毕剥作响的壁炉，供有报纸，拥有各自热闹的或是沉默的传统；也有新建的俱乐部，譬如古郎科和它的众多仿效者，许多演员和新闻记者经常光顾它们，去提升自己的人气，喝酒，享受难得的独处，甚至是去聊天。我在这两种俱乐部里都有朋友，但我自己却不是伦敦任何一个俱乐部的成员，也再不会是。
多年前，半生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年轻新闻记者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个俱乐部。它的存在不过是要利用当时发布的酒类专卖法赚点钱，这个法令规定所有的酒吧在晚上十一点，也就是打烊的时间，必须停止酒类买卖。这个俱乐部，戴奥真尼斯，是一个单间铺面，位于托特纳姆法院路支侧一条狭窄小巷的唱片店楼上。它的主人是一个愉快的、胖胖的、喜欢喝酒的女人，名叫诺拉，不论别人有没有问，她都总是要对每个来客说这个俱乐部叫做戴奥真尼斯，亲爱的，因为她一直都还在寻找诚实的男人。通向俱乐部的门设在一段狭窄的楼梯之上，它是否开着取决于诺拉当时的兴致，也不遵循固定的时间。
人们总是等到酒吧关了门才去那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尽管诺拉总是试图要经营餐饭，甚至乐于给她俱乐部的所有成员发送每月的时事通讯，提醒大家俱乐部现在经营饮食了，也依然还是这样。几年前我听说诺拉去世的消息时颇为忧伤，没有料到的是，上个月当我在游览英格兰的时候，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阵凄凉，当我走进那条小巷，试图找出戴奥真尼斯俱乐部曾经所在位置的时候，先是走错了地方，然后看见一个手机店的楼上开着西班牙小吃店，褪色的绿布雨篷在它的窗户上投下阴影，上面绘着一幅风格鲜明的画，桶子里的男人，令我甚为震惊。这看起来非常不体面，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戴奥真尼斯俱乐部里没有壁炉，也没有扶手椅，但故事依然还在流传。
在那里喝酒的大部分都是男人，虽然不时有女人穿梭来去。最近有一个颇富魅力的助手将常年在诺拉这里工作，做诺拉的代理，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波兰移民，管每个人都叫“亲爱滴”，而且一旦到吧台后面就擅自大肆喝酒。等到她喝醉了，她就会告诉我们她在波兰的时候是一个真格的伯爵夫人，并且让我们每人都发誓保守这个秘密。
当然，去那里的有演员和作家，电影导演，广播员，派出所所长，还有酒鬼，都是些生活不规律的人，在外头呆得很晚，或是根本不想回家。有些晚上那里可能会有十多个人，有时候会更多，而有的晚上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去，却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只为自己买一杯酒，喝光，然后离开。
那天晚上下着雨，午夜过后俱乐部还剩下我们四个人。
诺拉和她的代理正坐在吧台奋斗一部连续剧。这片子讲的是一个肥胖的却总是高高兴兴的女人，开着一间饮酒俱乐部，而她那个低能的代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贵族，老是在说英语的时候犯错误，令人忍俊不禁。诺拉经常跟别人说，他们那里就跟《欢乐酒店》差不多。她还用我的名字来指称那个滑稽的犹太人房东；有时候他们还会让我来上一两句台词。
我们当中的其他人都坐在窗边：一个叫保罗的演员（大家都称他作演员保罗，以免把他和派出所所长保罗还有被开除的整形医生保罗搞混，他们都是俱乐部的常客），电脑游戏杂志编辑马丁，还有我。互相都不太熟，所以我们三个都只是坐在窗边的桌旁，欣赏雨滴的飘落，令小巷的灯光笼上薄雾而模糊不清。
那儿还有另外一个人，比我们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年纪都要大许多。他苍白得不像活人，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细细地品着一杯威士忌。他斜纹软呢的夹克手肘部分有一块棕色的皮革补丁，到现在我都还能清晰地记起。他没有和我们说话，也没有看书，也没有做其他的任何事。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雨和下面的巷道，然后，时不时地，啜一口威士忌，却看不出一点满足。
几乎是半夜了，保罗、马丁和我开始讲鬼故事。我刚刚向他们讲了一个在念书的时候听来的鬼故事，并发誓绝对是真的：一只绿手的故事。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有时候一些倒霉的学生会看到一只没有实体的，发光的手。如果你看到了那只绿手你很快就会死翘翘。但幸运的是，我们当中谁也没那么倒霉，谁都没看到过它，可是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讲我们进校之前，有一群十三岁的男孩见过那只绿手之后，一夜之间头发都全白了。据校园里流传的说法，他们后来被带到了疗养院，在那里几乎一周的时间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就断了气。
“等一下，”演员保罗说，“如果他们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其他人又怎么会得知他们见过绿手呢？我是说，他们也可能是看到了别的东西。”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要问这些，现在他向我指出来这一点，的确有些问题。
“也许他们写了点什么吧，”我试探着说，不太自信。
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一阵，然后一致同意绿手这个鬼故事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保罗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他朋友的真实故事，他遇到一个搭便车的旅行者，送她到了她说是自己家的地方，第二天他又去那儿的时候，发现那实际上是片墓地。我说我有个朋友也发生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事。马丁说他有个朋友不只是遇到过一样的事，而且，因为那个搭便车的女孩子看起来冷得要命，他朋友便把自己的外套借给了她，第二天早晨，在墓地里，他在她坟前找到了自己的外套，叠得整整齐齐。
马丁又去要了另外一杯酒。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女鬼都整晚在郊外四处飘荡，然后搭便车回家，马蒂说没准这些年搭便车的往往是些鬼，活人反倒成了例外。
于是我们当中有一个说，“如果你们想听，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它确是真事——不是朋友遇到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但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鬼故事。也许算不上。”
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事，唯独忘不掉那一晚，也忘不掉那晚结束的情景。
这就是那晚在戴奥真尼斯俱乐部讲的故事。

当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九岁吧，反正差不离，在一所离我家不远的私立学校念书。我进那所学校还不到一年——不过已经足以让我讨厌学校的拥有者，她买下那所学校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它关掉，再把它所占的黄金地段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就在我离校后不久她就这么干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年多吧——学校关门之后直到它被拆掉重建成写字楼之前，那栋建筑物都空着。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也喜欢窜到那种地方去偷点东西，在它就要被拆掉的前一天，出于好奇心，我又回去了一次。我费尽周折从一扇半开的窗户爬了进去，穿过空荡荡的教室，空气中还飘荡着粉笔灰的味道。那次去我只拿走了一样东西，一幅我在美术课上完成的画，画着一座小房子，门上有一个红色的门环，那铺首看起来就像恶魔或是鬼一样的东西。画挂在墙上，上头有我的签名。我把它带回了家。
学校还开办着的时候，我每天都走着回家，穿过城镇，走过一条阴暗的横切过砂岩地质的小山的道路，路边的林木枝繁叶茂，再经过一座废弃的门房。然后阳光又会透出来，路又蜿蜒过片片田野，最后我就到家了。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老房子和庄园，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迹颤巍巍空荡荡地立着，等着推土机来把它们和着摇摇欲坠的地基一起铲平，再建成平淡无奇的风景，一栋栋大同小异的精品现代家宅密密匝匝地排在路旁，沿着路一直通向不知何处的远方。
在我的记忆中，回家路上遇到的其他孩子都总是男孩儿。我们之间互不认识，交流起信息来就像是被占区的游击队。我们怕的只是大人们，彼此间根本不怕。三三两两地或是成群结队地跑到一起的孩子们也不见得互相认识。
我记起的那一天，当我正从学校走回家时，在路上阴影最深的地方遇见了三个男孩子。他们正在废弃的门房前边的沟渠、篱笆和杂草蔓生的地方寻找着什么。他们都比我大。
“你们在找什么？”
他们当中最高的一个男孩，瘦得像根竹竿，有着深色的头发和瘦削的脸，说道，“看！”他举起好几张撕成两半的书页，它们一定是从一本非常非常老的色情杂志上撕下来的。那上面的女孩都还是黑白照片，她们的发型就像是老照片里我姑婆那年代的发式。杂志已经被撕得稀烂，碎片吹得满地都是，有些还飘进了废弃的门房前的花园。
我加入了他们追赶纸张的行列。我们三人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找回的纸拼凑起来几乎组成了一份完整的《绅士的最爱》。然后我们翻过一道墙，爬进一个荒废的苹果园，翻看着那本书。很久以前的裸女照片。空气中飘荡着一股新鲜苹果的香味，还有腐烂的苹果即将发酵出苹果酒的味道，直到现在都还让我心里泛起一个念头，不能这么做。
矮一些的两个男孩子，他们都比我大，一个叫做西蒙，一个叫道格拉斯，最高的那个，当时可能有十五岁大吧，叫做杰明。我想他们可能是三兄弟，不过我没有问。
我们都看过那本杂志之后，他们说，“我们要把它藏到我们的秘密基地。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吗？如果你要去的话，可不能告诉别人。谁都不准告诉。”
他们让我往自己的手掌吐唾沫，他们也朝自己的手掌吐，然后我们把手掌压到一起。
他们的秘密基地是一座荒废的金属水塔，坐落在胡同口一处地里，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们从一个高高的梯子爬上去，水塔外壳刷着暗绿色的漆，内侧的地面和墙壁则覆满了橘红色的铁锈。地板上有一个钱包，里边一分钱都没有，只有一些香烟卡。杰明把它们给我看了看：每张卡片上都印着一个很久以前的板球队员的画像。他们把杂志的纸页放在水塔地板上，又在上头放上钱包。
然后道格拉斯说，“我说，我们接着就回斯沃楼去吧。”
斯沃楼离我家并不远，是路边上一座领主庄园，严重阻碍了道路的规划。我父亲曾经告诉过我，它以前是属于谭德顿伯爵的财产，老伯爵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新继位的伯爵却只是把这处地产封闭了。我曾经到过那片地方的边缘去逛荡，却从没进到更深入的地方。那地方感觉并没有被废弃，花园都经受着相当精心的照料，而有花园的地方必定会有花匠，肯定有大人住在那里。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们。
杰明说，“我敢打赌绝对没有。说不定只是每个月有人进来修剪草坪而已，或者类似的情况。你不是被吓着了吧，是不是啊？我们都来过这里好几百次了。没准儿上千次。”
我当然吓坏了，自然嘴上是不肯承认。我们走上大道，然后来到大门。大门紧闭着，我们从门下的缝隙里挤了进去。
道路的两旁长着杜鹃花丛。我们走进房子之前先是经过了另一座房子，我觉得那是管理员的农舍，旁边的草地上有一些锈迹斑斑的金属笼子，大到足够装得下猎狗，甚至装个男孩也不成问题。我们从它们旁边走过，走上斯沃楼前门正对着的一个马掌形的地界。我们从窗户朝里头窥视，却什么都看不到。里面太黑暗了。
我们在房屋的四周追逐，在杜鹃丛中穿梭来去，就像身处奇境。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洞窟，所有的岩石、娇嫩的蕨类植物还有奇异的国外花草我都从没见过：紫叶的植物，各式各样的复叶，还有小小的宝石般的花朵半遮半掩。一条细细的溪流从中蜿蜒而过，溪中的流水在岩石间流淌。
道格拉斯说，“我要去里头撒泡尿。”他说到做到，向小溪走去，脱下短裤，朝着溪流撒尿，水花在岩石上溅落开来。其余的两个男孩子也都这样，掏出他俩的小鸡鸡和他并排站着朝着溪流中撒尿。
我感到很震惊。我清楚记得，我想我是为他们这么做时感到的快乐感到震惊，也可能是为他们在这么特别的一个地方这样的做法感到震惊，他们污损了清冽的水和这个地方的魔力，把它变成了一处茅厕。这么做似乎是不对的。
他们撒完尿，并没有把小鸡鸡放回去，而是摇动着它们，还用它们指着我。杰明的小鸡鸡根部长有毛发。
“我们是保皇党，”杰明说，“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英国内战，保皇党（邪恶却富有传奇的一方）和圆颅党（正义但令人反感的一方）之间的争斗，但我觉得他要说的不是这个。于是我摇头。
“那就是说我们不会被割包皮，”他解释道，“你是保皇党还是圆颅党？”
现在我知道他们什么意思了。我咕哝着说，“我是个圆颅党。”
“让我们看看。快点。拿出来。”
“我不。这不关你们的事。”
那一阵，我以为事情将会变得很难堪，不料杰明却笑了，把自己的小鸡鸡放了回去，其他人也照他的样子做。他们开始互相讲起黄色笑话，那些笑话我根本听不懂，可我当时是个聪明的孩子，所以把听到的故事都记住了，还讲给另一个男孩子听，他回家后告诉了自己的父母，为此我几周之后险些被学校开除。
笑话里头有“操”这个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字，从一个在仙境里听到的黄色笑话里。
我惹了麻烦之后，校长把我的父母请到学校，告诉他们我说的脏话简直不堪入耳，至于我所做的事更是骇人听闻。
于是那晚他们回家后母亲就盘问我说了什么。
“操，”我说。
“你千万，千万不要说那个字，”母亲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态度坚决，语气却很平静，她是为了我自己好，“那是个最坏的词，再也不准说了。”我向她保证我再也不说了。
可是当这过后，我为这单单一个字竟有如此大的力量感到震惊，所以身边没人的时候我便会悄悄地说这个字。
在洞窟里，在那个散学后的秋日下午，三个大男孩说着笑话笑了又笑，我也跟着笑，虽然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让他们觉得那么好笑。
我们从洞窟出来，走到外边整齐匀称的花园，踏上横跨池塘的小桥；我们过桥的时候都战战兢兢，因为它处在露天，但是看见脚下池塘暗波里巨大的金鱼，稍微让我们心里得了些安慰。然后杰明带领着道格拉斯、西蒙和我走下一条砂砾铺就的小路进了一片林地。
树林和花园全然不同，一副荒凉凌乱的景象，四处杳无人迹的样子。杂草蔓生的小路从树林间蜿蜒穿过，然后，一会儿我们便到达了一处空地。
空地上立着一座小房子。
这是一座游戏屋，大概是在四十年前，或者更早，为一个或是几个孩子修建的。窗棂都还是都铎王朝风格，镶铅条栅交叉出菱形图案，房顶也是模仿都铎的风格。一条石子小径一直从前门延伸到我们脚下。
我们一起走上了通向门口的路。
门上悬挂着金属门环。它被漆成深红色，铸成一个小鬼的形状，看不出来是精灵还是恶魔，咧嘴笑着，盘着腿，双手吊在铰链上。我想想……怎样才能把它描述清楚呢：它不是个好东西，脸上的表情像是个机关。我开始感到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把那样的东西安在游戏室的门上。
在那片空地，黄昏朝树林渐渐围拢过来的时分，它让我很害怕。我朝着相反方向走到距离小房子安全的地方，其他人都跟着我。
“我觉得我们该回家了。”我说。
我不该这么说。他们三个都转过身来，大笑，嘲弄我，叫我可怜虫，说我是胆小鬼。他们说自己一点都没被这房子吓着。
“你铁定不敢！”杰明说，“我敢保证你肯定不敢去敲门。”
我摇头。
“要是你不敲门的话，”道格拉斯说，“像你这种胆小鬼，我们才不愿和你玩呢。”
我根本就不想再和他们一起玩。这就好比他们是一处地方的占有者，而我并不准备要跨入那个地界。不过我仍然还是不希望他们把我看成是个胆小鬼。
“快些。我们都不怕。”西蒙说。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当时用的是怎样一个语调。他当时是不是也很害怕，所以故意虚张声势以作掩盖？或者是用调侃的语调？已经过去这么久了，真希望我想得起来。
我慢腾腾地走上通往小屋的石板路，右手够到咧嘴笑的小鬼，抓在手里，然后用力地敲打着门。
我这么使劲地敲它，也许只是想让另外三个人看看我根本都不怕。我什么都不怕。但是接下来发生了我没有预料到的事，门环敲在门上发出一声闷响，就像是上头蒙着什么东西。
“现在你得进去！”杰明大叫道。他情绪高昂，我听得出来。我于是开始疑心他们是不是在我来之前就已经熟知了这个地方，说不定我还不是他们带来过的第一个人。
但我没有动。
“你进去，”我说。“我已经敲了门了。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现在该你进去。我赌你们不敢进去。你们全都不敢。”
我不会进去，对这一点我十二分地确信。不只是那时，而是永远。我已经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动；我感到在我用那个咧嘴笑的小鬼打门时门环在我手下变形扭曲。我那个时候太小了，根本还不能够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感觉。
他们什么都没说，也一点都没动。
然后，缓缓地，门开了。也许他们以为是我推开的，因为我站在门边。也许他们以为是我在敲门的时候摇动了它。但是我没有，对此我也十二分地肯定。它开了只是因为时机到了。
我那个时候真该跑掉。我的心在胸腔里咚咚地跳。可是我心里已经进驻了恶魔，我并没有跑，而是看着道路另一头的三个大男孩，简单地说道，“要不然，就是你们给吓坏了？”
他们踏上小路，朝着小房子走来。
“天开始黑了，”道格拉斯说。
然后这三个男孩从我身边经过，一个接一个走进那间游戏屋，也许有些不情愿。他们走进屋子的时候，我敢保证我看见一张惨白的脸转过来面对着我，问我为什么不跟着他们进去。当西蒙，也就是他们当中的最后一个，走进去的时候，门又猛地在他们身后关上了，我向上帝发誓我根本都没有碰到它。
小鬼在木门上朝我咧嘴笑着，阴晦的黄昏中烧起一片鲜亮的绯红。
我绕向游戏屋的侧面从所有的窗户往里窥探，一扇接着一扇，看着黑暗空荡的屋子。里面什么活物都没有。我料想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正躲在里面不让我看见，他们死死地贴着墙，尽最大努力让自己不要偷笑出声来。我想那或许就是大孩子玩的游戏。
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
我站在游戏屋的院子里，只是在等待。天空渐渐地黑下来，过了一阵月亮升起来了，一轮巨大的秋月，带着蜜糖的金色。
然后，又过了一阵，门开了，什么都没有出来。
现在我独自一人呆在林间空地，形单影只，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其他人一起去过那里。有一只猫头鹰鸣叫起来，我才意识到我随时都可以回家。我转身离开，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走出空地，一直和主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在夜光下翻过一道栅栏，撕破了我校服短裤的裤裆，然后走过——我没有跑，也不需要跑——走过一片收割过的大麦田，越过一段阶梯，再走进一条冷硬的小巷，我沿着小巷一直走就能回到自己的家。
很快我就到家了。
我的父母一点都不担心，虽然他们很是为我衣服上橘黄的锈粉和短裤上的口子恼火。“你到底到哪里去了？”母亲问我。
“我出去散了会儿步。”我说，“然后就忘记了时间。”
我们把它忘在了那里。

几乎都是第二天凌晨两点了。波兰伯爵夫人已经离开。现在诺拉开始收拾玻璃杯和烟灰缸，打扫整个酒吧，弄得到处吵吵闹闹。“这地方闹鬼，”她兴高采烈地说，“不过这一点儿都不让我感到麻烦。我喜欢有一些人陪我，亲爱的们。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还不会开这俱乐部呢。现在，你们是没有家可回吗？”
我们向诺拉道了晚安，她让我们每个人都吻了她的脸颊，然后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戴奥真尼斯俱乐部的大门。我们从狭窄的楼梯走下，经过唱片店，走进胡同，回到现代文明①。
地铁早在好几个小时以前就收班了，但是公车有开夜班，付得起钱的也可以叫计程车（但在那个年代，我付不起）。
戴奥真尼斯俱乐部几年后就关门大吉了，因为诺拉得了癌症，而且，我想，也有可能是因为英国的酒类专卖法修改之后，即使在大半夜要买酒也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自从那晚之后，我都很少再去那里。
“后来有没有过，”我们走上街道，演员保罗问道，“关于那三个男孩的消息？你后来又见过他们吗？有没有宣布他们失踪的报道？”
“都没有，”讲故事的人说。“我是说，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本地也没有组织搜寻这三个失踪的男孩。或者是有过这样的事，而我却没有听说。”
“游戏屋还在么？”马丁问。
“我不知道，”讲故事的人承认。
“那么，”马丁说，我们来到了托特纳姆法院路，正要走向夜班公车站，“就我个人来说，我不相信这个故事的任何一个字。”
我们一行不止三个，共有四个人，在打烊时间很久之后走上大街。我应该在之前就提到这点，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人一直没有说话，就是那个手肘上有皮革补丁的老人，他在我们三个离开俱乐部的时候也一起走了。现在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
“我相信，”他说，温和的声音听起来很苍白，竟有些像在道歉， “我解释不清楚，不过我相信。杰明死了，你知道，就在爸爸死后不久。后来道格拉斯再也不到那里去，就把旧房子卖了。他想让他们把那地方完全推平，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他们还留着斯沃楼，永远都不会拆掉。我想，除了这点之外，其他的事情应该全都过去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蒙蒙细雨还零星地飘下几丝水线。我瑟瑟发抖，不过只是因为寒冷。
“你提到的铁笼，”他说，“主干道旁边的铁笼，我都五十年没有想起过它们了。我们做坏事的时候他就把我们锁在里面。我们那时候一定是非常的坏，是吧？超级顽皮捣蛋的男孩子。”
他扫视着托特纳姆法院路，就像在寻找什么东西。然后他说，“道格拉斯自杀了，当然。十年前。那时候我还在柜子里头。所以我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至少记性没有以前好了。但那的确是杰明，千真万确。他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忘记他是老大。你们也知道，我们之前从来都不准进入游戏屋。父亲并不是为我们修建这屋子。”他的声音开始颤抖，那一阵我都能想象出这个苍白的老人回想起童年时的情景。“父亲也玩他自己的游戏。”
然后他挥挥手，招呼道“计程车！”于是一辆的士停到路边。“布朗酒店，”老人说，然后上车。他并没有对我们任何一个人说晚安就猛地关上了计程车门。
就在计程车门关上时，我听到各种各样的门关上的声音。从前的门，已经过去，再也不可能重新打开。


①作者提到的俱乐部名叫“戴奥真尼斯”，这是一个古希腊哲学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