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贺卫方评唐德刚：先天禀赋，后天学养
2010-05-14 14:16:28 来自: 见色起义
以下据章诒和、贺卫方《四手联弹》（牛津版）敲录，内地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并未收录。有想要完整版者，请到如下网址下载（无需注册，直接点击）
http://ishare.iask.s
先天禀赋，后天学养
章诒和：
我第一次读唐德刚的书，是删节版《晚请七十年》（湖南岳麓书社出版）。几页读下来，激动得难以克制。毫不过分地说，就像遭遇八级地震，全身血脉如翻江倒海，连续几天冲动得不能睡下。别样的见地，别样的叙述，别样的文风，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又去书店买了几本，分送朋友。他们和我一样，都惊了，也都快疯了，其冲击力与原子弹爆炸没什么两样。唐德刚提出的“历史三峡”论如池塘涟漪，一波一波推得越来越远。至今每与朋友众会，唐氏关于时代变迁的主题，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联系到眼下的社会现象，也越发地引人深思。有人形容他是“一人敌一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夸张。
唐德刚的作品还原了历史，这个历史包括了人和事件，还有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即内心）的关系。人物是真实的，环境是实在的，时代是准确的，内心是可视的。他的语言是个人化的，充满文学的魅力，也充满了真知灼见。他说（张）大千之作是“宋元之下，明清之上”的，是略带“现代新意”的“传统国画”，基本上和梅兰芳的京戏一样，都是“传统艺术”的“收山大师”。这话，即使专搞艺术研究的人，恐怕未必能概括的这样好。
唐德刚的一篇《梅兰芳传稿》，我都翻烂了。后来，方知竟是人家的处女作，况且还不认识梅兰芳，怎么写得这么好?神了!从此，我把唐德刚确立为自己终生效仿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学不好，也要学。于是，在动笔前和写作过程中，我开始比较注意研究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内心之间的关系了。比如写翦伯赞，就要好好想想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翦伯赞还能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受不了了，毕竟是读了些书的。翦伯赞是主张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但他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级地伺候于政治：翦伯赞是主张学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但他不能容忍学术如此卑贱地跪拜于权力。对于那时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的种种做法，他有投入，有参与，有调适，但也有不满，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冲突非常激烈，内心变化也十分复杂。毕竟政治难以取代常识，环境无法窒息心灵。可以说“文革”前夕的翦伯赞，思想上有了极其明显的转折。对吴晗也是需要审慎研究之后，方能下笔的。他以学术起家，未以学术为业；他成于政治，又死于政治。但我以为吴晗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范畴。他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符咒，是对中国的学术和学者的一个戒语。吴晗的不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民族的不幸。千年遗传下来的根性，使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对权势抱有敬畏，也怀有期待，期待自己也能进入权势。关于人与内心的关系，主要指心态、心理、心绪、心情等。罗隆基一生，身边的女人没中断过，即使成为右派也如此。反右运动结束没几年，就有漂亮年轻的女性表示愿意嫁他。罗隆基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一直独身，但一直背着“流氓”的骂名。拙作《无家可归——罗隆基情感世界》，我有意集中笔墨来写他的情感世界，以其日记、年谱为依凭，把他从小到老的私生活做了梳理。我有意识地涉及他的性心理，从形成到表现都做了点滴分析或归纳。也许说对了，也许错了，但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
别以为“口述历史”就是“你说我记”，口述史的优劣与高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者，取决于他的史学知识，社会积累和考证功夫。唐德刚一方面善于提问，逼出传主“说”出一切，另一方面，他能发现和纠正传主的记忆疏漏，加以考证和补充。众所周知，他给胡适写口述史，胡的口述部份占一半左右，另一半内容则靠他找到相关材料加以充实。（《李宗仁回忆录》属于传主本人的口述仅占百分之十五）。拿《胡适口述自传》与此前的《四十自述》对照，正如唐氏所言胡氏“并未提出什么新材料”，但是，唐德刚的注释确为不可不读的好文章!难怪台湾学界认为，就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份恐怕还在传文之上，说“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并不过份，也非过誉。
读唐德刚的作品常常是拿起就放不下，其原因还在于他的一支笔，能把历史写得非常好看，即用文学来写历史。史书有无价值，在于史料的真实；史书能否流传，则在于文学的功力。唐德刚曾这样讲：“胡适用十多年时间研究《水经注》，计算机十几秒就出来了……但是，我们史学研究还有一部份可以与科技相对抗的，那就是在史学之中，还有文学。”实践证明，他是对的。
有人说唐德刚的路子有点野。野，是指他研究和表述历史不够严格、也不够够正统。的确，不够严格，不够正统。因为在他笔下，不但“文史不分”，且性情张扬。需要说明的是唐德刚的张扬，决非肆意妄为，而是源于其毕生对历史的亲历和对社会的感受，风潇潇，血淋淋!有了亲历和感受，就自有言说的欲望和冲动。阅尽天下炎凉，历遁世道沧桑，唐德刚是最懂人心与人情的!一落笔，人物就有血色，时间自会倒流。那些远去的灵魂，遗忘的历史，都被他的笔扫到了眼前，格外生动，也格外分明。读他的《梅兰芳传稿》，你能感受到浓浓的哀婉之情和淡淡的旧日梦痕。那既是梅兰芳的内在气质，也是唐德刚的海外孤魂!洋洋洒洒的文字背后是一个人的情怀!
据说，在离别二十五载之后，一九七二年他首次归来。当从飞机舷窗眺望到家乡山水时，激动不已的唐德刚，躲进洗手间，失声痛哭。
“临去且行且止，回头难收难拾”。这是他的诗，也是他的心。
贺卫方：
唐德刚先生的著作，我接触得倒是比愚姐早。大约是在一九八三年，一位朋友送了我两册装帧相当简朴的书，一本是胡适的哲学文章选编，另一本就是《胡适的自传》。出版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是一九八一年。那时大陆这边对于胡适的评价尚处在“乍暖还寒”的时刻，因此两本书都标注着“内部发行”的字样。所谓“内部发行”大抵接近于禁书，也有跟明令查禁一样的某种反向激励作用。古人说人生几大乐趣里，即有“雪夜闭门读禁书”。约翰逊博士引用白洛拜医生（Dr．Barrowby)的话，“吃猪肉的时候，我恨不得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别人问：“何以如此？”白医生说：“犹太教禁食豬肉，因此偷吃之中自有一种犯罪的快感。”
初读，就被唐德刚文章风格给迷住了。《胡适的自传》是口述历史，本来，唐德刚的角色只是一个提问和记录者。但是，成书之后的这部自传，传主的风头几乎全被记录者所加的注释给抢走了。那些注释文字几乎颠覆了标注文献或简要延伸议论的一般注释传统；它们或者是一篇小品文，或者是一则细致入微的考据，或者简直就是一篇小论文。例如第五章注释对于胡适学位问题的长达五页的考证和议论，第六章里对于“县”的本来意义是“悬而未决”而非“县县于郡”的讨论洋洋洒洒四页有余，第八章注释对于白话文与文言文关系的连续三五个注文，都是有思想、有创见、有材料的好文章。
我是学法律的，按说离唐德刚先生的历史学较远，不过他的著作却给我多方面的启迪。不妨举一个例。一九八○年代后期，自己对于中国与西方在司法制度方面的差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突出的差异是在司法决策时逻辑的运用。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司法就一直讲求严格地遵循三段论推理。但是，检讨我国的古典司法，判决书的写作往往置逻辑规则于不顾，含义模糊的“天理”、“人情”常成为判决依据，这当然会导致司法的高度随意性，根本无法确立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其间原因何在？在《胡适的自传》第五章的一个注释里，唐德刚单刀直入，把逻辑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早夭归因于我们法庭的不讲逻辑：
“法律”是最讲逻辑的。因而个个律师都是逻辑专家；而律师在西方社会里的地位——从古希腊罗马到今日的英美法苏——那还了得!可是我们传统中国人（古印度人也是一样）最瞧不起所谓“写蓝格子”的“绍兴师爷”和“狗头讼师”。我们的“仲尼之徒”一向是注重“为政以德”的。毫无法理常识的“青天大老爷”动不动就来他个“五经断狱”，断得好的，则天理、国法、人情、良心俱在其中；断得不好的，则来他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满口的革命大道理，事实上则连最起码的逻辑也没有了。西方就适得其反了。西方的律师，诉讼起来，管他娘天理、人情、良心，只要逻辑不差，在国法上自有“胜诉”。因而他们的逻辑，也就愈发展愈细密了。
这是发人深省的论说。我在所写文章的注释里，曾援引这段注文，以增强说服力。此后，自己不断地进行阅读和思考。例如，我们的“青天大老爷”无视逻辑的原因又是什么?传统官方话语对逻辑的排斥跟那种诗化语言和文人习性是否息息相关？法律专业化与语言的专业化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不只是涉及历史，而且也关乎现实了。
唐德刚的文章风格是别具一格的。由于对白话文运动有着与胡适不同的评价，他偏爱那种文白夹杂的文体，加之饱览群籍，联想丰富，读之真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他生性诙谐，又受到大学时代重庆那独特的茶馆说书氛围的熏染。虽纸上作文，亦如坐讲席，文言俗语，绘声绘色，读之很容易产生一种亲切感。他不同意胡适“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的口号，说古人为文也是达意而生动。例如司马迁，居然把“我们安徽”的土话也写入古文。研究文学史的夏志清教授曾专门举出《胡适杂忆》里描述纽约演京剧时那些龙套演员的表演场景，以为唐德刚独树一帜的散文风格的标本：
可别小视“跑龙套”!纽约市有京剧票房五家之多。平时公演，粉墨登场，锣鼓冬仓，琴韵悠扬，也真煞有介事。可是“龙套”一出，则马脚全露。那批华洋混编的「龙套」，有的不推就不“跑”，有的推也不“跑”，有的各“跑”其“跑”，不自由，毋宁死……好不热闹!笔者在纽约看国剧，最爱“龙套”，因为他能使你笑得前仰后合，烦恼全消!
堆雪乱山，落珠玉盘。读这样妙笔生花的“德刚体”，不也可以让人“烦恼全消”么？唐德刚说胡适多姿多彩的一生“是他先天禀赋和后天学养，合二为一所铸造出来的”。我们不妨把这话看做他的夫子自道。
文风尽可灵动多彩，而唐德刚所研究的中国近代史却是相当沉重的话题。在《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历史著作里，面对宽广而复杂的诸多问题，充溢在字里行间的许多识见，尤其卓尔不群。说到灾难深重的民族的前途，他倒是像胡适一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所依据者，乃是他那著名的“过历史三峡”的理论：这老大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深刻的社会转型，依据第一次转型即从井田制向郡县制转变的历史经验，我们需要两百年的努力，即到二十一世纪中期才能够驶过惊涛骇浪，进入波澜不惊的现代社会。不过，这个理论也许会受到某种质疑。我有时也会怀疑——为什么历史一定如长江那样朝向一个方向前进？历史的方向会不会有更多样化的选项？
也许我们是要过三峡的，但也可能是在西于湖里荡舟，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 我来回应
这个小组的成员也喜欢去 · · · · · ·
- 余 英 時 (6298)
- 黄仁宇 (2081)
- 朱学勤 (4059)
- 顾准 (2132)
- 谢泳先生豆瓣门户 (1331)
- 秦晖 (2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