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

2006-06-14 12:24:29 来自: 非常不小心

　　张光直，1931年生于北平。1954年台湾大学考古系毕业，196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先后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哈佛大学人类考古学系教授、系主任，美国科学院及文理科学院院士。199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他的著作《中国青铜时代》、《美术、神话与祭祀》等，深受国内读者的喜爱。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英文的，像《古代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教材，影响巨大；还有《商文明》、《考古学再思》等。

2006-06-14 12:25:28 非常不小心

深切怀念张光直先生

前面的话：

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逝世一年多了。

张光直是中国大陆以外世界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领衔人物，行内已知他患帕金森氏症多年且病势日渐沉重，然而他的辞世，仍然在刚刚跨入新世纪门槛的世界考古学界，特别是美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考古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一年多来，先生工作和服务过的美国、台湾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组织了各种类型和规模的追思会、悼念会以及研讨活动，缅怀这位世界级考古学大家的学术成就和为人风范。熟悉他的学者、学生和朋友们纷纷撰写纪念他的文章。

人们说：“美洲大陆一颗闪烁中华文明之光的灯熄灭了”，“中华文明通向世界的一扇窗关闭了”，“张光直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是：“张光直去世后给世界和中国考古学界遗留下来的空白，将由谁来替代？”

张光直之所以能够得到学界如此重要的评价，是因为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他为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东亚、东南亚以及环太平洋广大地区的考古人类学研究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张光直生于北京，在这个饱浸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城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他随父母回到祖籍台湾，又飘洋过海到美国；再后来又回台湾和北京。在２０世纪的后４０年间，他往来各地，沟通有无，传播学术。他由人类学入考古学，胸襟博大，最少偏见，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的学者。但是从张先生自己的自述中，我们发现，他其实还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既会说“标准的京片子”，“也会说台湾话”，虽学过日文，但“从小就不喜欢日本人”，自认为毫无疑问地是台湾人，也是闽南人、中国人的“番薯人”。他对他的出生地与故乡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是深情怀念——诗一般的魂牵梦绕，中间夹着淡淡的哀伤。

张光直后来定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但在８０年代他以部分真人真事为依据创作，寓意深刻的几篇短篇小说，发表时却以“吴襄”为笔名。经张先生家人证实，“吴襄”即“无乡”的谐音，作者以此寓意自己是“没有家乡的人”。

毫无疑问，张光直是一个具有深厚民族感情的人，他自己对中国的研究从来都不是狭隘的，正如他的力作《古代中国考古学》，每一版都随考古发现的进步而重新撰写。他曾经批评过：“１９５０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他也曾预言：“社会科学的２１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他提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应该跻身世界主流，认为中国考古学家必须具有全球性的视野，才能从比较文明的角度理解中国的特殊性。他给中国考古学和社会科学学者提出的目标是：“第一、跳出中国的圈子，彻底了解各个学科主流中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第二、研究中国丰富的材料在分析过后是否对这些属于全人类的问题有新的贡献；第三、如果有贡献，一定要用世界性的学者（即不仅仅限于汉学家）能够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他对学术的关怀是世界性的。

张光直是一个以四海为家的考古学家。当然他的心中还是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边哲）

与张光直先生交往二三事

李学勤

第一次和张光直先生晤面，是在１９７８年，可是我们在学术上相知却要早得多。原来，我在１９５７年秋天写了两篇关于甲骨文的小文，一篇是《论殷代亲族制度》，刊于《文史哲》，另一篇是《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印在《考古学报》。在文中我提出一个看法，即商代的日名，如上甲的甲、大乙的乙，并非由其生日、死日或排行而定，而是在死后选择的。我列举甲骨文实例，一为小的死，用现在的分期术语说，属于出组卜辞；另一是《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９８５＋１１０６，系无名组肋骨。

　　我的这一陋见，当时没有得到多少反响，却被张光直先生注意到了。他１９６３年写了名文《商王庙号新考》，历述日名诸说，引用我《考古学报》小文，称“卜选说”。他还说，“卜选说”“倘所举卜辞的实例可靠，倒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商王庙号新考》引起了台湾以及日本不少学者的讨论兴趣，出现了一系列论作，大多涉及我的“卜选说”，真是附骥尾以传了。

　　１９７１年，我从干校回来，参加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工作，因执笔商代部分，阅读台湾刊物，读到张先生的《商王庙号新考》及各篇讨论文章。随后，我尽可能寻找他的别的作品，读后获益实多。

　　这就说到１９７８年，那时“文革”业已结束，我从文物局组织的新出简帛整理小组回到历史研究所。正好美国学者组成“汉代表团”来访，团长余英时，副团长傅汉思、张光直。我参加接待，在北京饭店首次与张光直先生握手叙谈，记得当时便提及《商王庙号新考》的事。“汉代表团”去北大历史系，游长城等等，我都曾陪同。

　　后来张先生对我讲，在“汉代表团”时，他们用英语说笑话，看到我发笑，知道我懂英文。他们返美后，几位学者向负责文化交流的机构申请。１９７９年夏，我应邀赴美作学术访问。其间，到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访见张光直先生，蒙他多方接待，看了玻璃花等著名藏品，还陪我去看杨联先生。本来我还想见洪业煨莲先生，但张先生告我，洪先生因闻大陆不再“批孔”，喜极绊跌受伤，未能如愿。

　　那次在美国，我特别去匹茨堡卡内基博物院的梅丽丹研究中心，观察了著录在《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里的甲骨，《库方》９８５和１１０６两片，是我依摹本缀合的。肋骨的断折，与胛骨、龟甲不同，有的讨论文章对拼接质疑。及至目睹实物，两片密切接合，已经用粘接剂拼复起来了。骨上文字精好，绝非伪刻。这件事我告诉张光直先生，使他也能放心。

　　这以后，我同张先生时相交往，有好多相见机会。１９８１年，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原来，他１９８０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的《商代文明》一书，甚受欢迎。他决定扩充编辑一套《中国古代文明丛书》，已约许倬云先生写《西周文明》，王仲殊先生写《汉代文明》，还拟由丁爱博、崔瑞德两位分担《六朝文明》和《隋唐文明》，要我承乏东周一册，并将秦代包括在内。我考虑战国秦和秦代考古遗存不易分开，便同意了。正好那年秋天我去英国剑桥大学克莱亚堂学院，利用剑桥大学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的收藏，使《东周与秦代文明》在外文文献方面能够合乎要求。

　　根据张光直先生安排，我写好中文稿，由他翻译。他的译法是用录音机，先口译成英文，再整理为书面文字，寄我再看一遍。译的工作既好且快，大出我意料之外。他还在出版社同我订合同时，为我保留了中文版权。该书的中文版１９８４年由文物出版社印行，英文版次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大约是张先生惟一担任英译的书。

　　《东周与秦代文明》与丛书其他几册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即人地名翻译用汉语拼音，不用老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法。这一点，乃是张光直先生的意见，是应该在此说明的。

　　张先生每来北京，我们常有机会聚谈，有一种共同话题，就是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他和我一样，虽非世代的北京人，儿时都在北京度过。实际上，他的北京话，比我说的更显纯正。特别有些俗谚，他能信手拈来。有一次他对我讲起当天上午他专门去南新华街的师大附小，那里是他童年读书的地方。他谈得滔滔不绝，流露出非常深厚的感情。我小时学日文，看过他父亲张我军先生编的课本，因而他也给我说了不少他父亲文学创作等方面的轶事。

　　我早已知道他不幸患有帕金森氏症。当北大赛克勒博物馆揭幕那天，赛克勒夫人在馆门口讲话，张先生和我都站在草地后面。我突然注意到他的脸板板的，显示出所谓“面具式”容貌，不像过去那么富于表情了。我心底十分难过，只有劝他珍摄。

　　后来一次，他住在考古研究所对面华侨大厦，我去接他来历史研究所。他走出住的房间，在楼道中一下子仆倒。在这次见面中，他竟跌了３、４回。我深知他的性格，又不好请人扶他。

　　使我欣慰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当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会见张光直先生。我陪同在座，见张先生言语流畅，动作顺利，很为他庆幸。这次他还去了商丘发掘工地，是身体状况较好的一段。

　　几年间，他的病情有几番反复。他一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继续阅读、打字、行动。每次听到有关讯息，总是深觉他与病魔搏斗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由此也体会到他一生为学术怎样付出精力。

　　１９９８年秋，我到美国达默思大学任教。大学在新罕布什州的汉诺威，开车到波士顿只有２小时的路程。１０月底，和妻徐维莹同去哈佛人类学系做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张光直先生听说，表示一定来听。我力加劝阻，事实上，他已经无法来听了。演讲后，我们去他寓所，他还伏在钢架上来接。

　　尽管他说话已不清楚，我们仍然谈了不少时间，回忆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我访问他在哈佛外面的家，怎样吃他亲手做的葱卷薄饼。这是末次相见，那天晚上月黑风高，感觉相当寒冷。

　　世纪交替，很多人开始提倡２０世纪学术史的研究，我也是为此奔走呼吁的一员。考古学是上世纪中国发展成长最快的学科之一，考古学史的整理研究应当得到重视。大家不会忘记张光直先生的种种业绩，三联书店出版了“张光直作品系列”，然而他还有好多作品鲜为人知，有的用英文写的需加翻译。希望不久能有他的全集印行，那将是对考古学和考古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张光直和中美在商丘的合作发掘

张长寿

我初识张光直先生是在１９８０年，那年我随夏鼐先生去纽约参加中国青铜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张光直在机场接我们，后来又在波士顿陪同我们参观了哈佛大学的校园、图书馆、皮博迪博物馆和他在人类学系的办公室，又在五月花饭店盛宴款待，极其热情友好。此后，张光直每次来国内都有机会见面，１９８５年也曾共同在意大利威尼斯参加中国古代文明国际讨论会。１９８８年以后有好几年无缘会面，直到我参加中美考古队的工作，才恢复了接触。

我是１９９３年开始参加中美考古队工作的。关于中美合作在豫东地区进行考古勘察和发掘，其动议实始于１９８８年。是年５月，徐苹芳出任考古研究所所长，１０月张光直应邀来访，两人就双方的学术交流和考古发掘交换了意见，签订了会议备忘录。其中关于在中国共同进行考古发掘的问题，张光直希望双方能在豫东、鲁西或淮北一带选择遗址共同进行考古发掘，徐苹芳则提出合作发掘要按中国国务院批准的有关法规进行。１９８９年４月，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提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商丘地区调查发掘早商或先商文化遗址的申请书。１９９０年３月，双方签订了原则协议，确认共同组织考古发掘队，中方领队为徐苹芳，美方领队为张光直，合作课题为早商或先商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合作期限为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随即，张光直就去豫东的商丘、永城、柘城、夏邑等地考察，由此开始了中美双方在豫东地区的联合考古勘察和发掘。

张光直选择商丘作为寻找商代早期都城遗址的目标是有他自己的学术思想考虑的。他认为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代表的是社会上层统治阶级的改变，这样的变化在物质文化上应该反映在与统治阶级有关的物质遗存，如大型的宫殿基址、城墙以及各种礼器，包括青铜器和玉器等。他设想的早商都城应当是有城墙的，城内应有夯土高台建筑，当然也应当有统治阶级使用的青铜器、玉器。他认为邹衡先生的先商起源于豫北说是基于陶器的研究，它们可能是商文化的一部分源头，甚至可能只代表平民的阶层，而属于贵族统治阶层的不一定会在陶器上反映出来。所以他觉得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找。他认为《史记》和《左传》中还是有些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史记》提到商丘，《左传》提到商的先人与参星即火星的关系，而商丘有阏伯台等，这就是张光直选择在商丘进行工作的原因。

１９９３年４月，王立邦找到我，和我谈中美合作的事，说已和所内有关领导商议，决定由我来任中方领队。我受命后于５月上旬与殷玮璋一起去豫东考察在商丘老南关遗址的钻探情况，调查了另外几个遗址。返京后向所领导汇报并提出下一步工作的设想。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日，张光直来考古所商谈中美双方在商丘的合作，商谈持续了两天，考古所出席的有王立邦、任式楠、乌恩、徐光冀、殷玮璋、高天麟和我，美方有张光直和随同来所的李永迪。双方确认了１９８８年以来商定的合作原则。张光直介绍了１９９０年以来在商丘所做的地质勘察和磁力测试的成果，高天麟报告了遗址调查的结果。双方讨论了今后两年的工作设想，提出选择若干遗址进行发掘，确立商丘地区的文化序列，为寻找早商或先商都城遗址奠定基础。６月５日双方草签了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的工作方案因批准已在年底，实际执行由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然后，由张光直备函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到这年的１１月，国家文物局复函９３文物文字第９９４号张光直批准这项合作计划。１９９４年１月，任式楠代表考古所、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合作在中国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中包括了联合考古队的组成、合作的课题、近期的工作内容以及经费等。当年就发掘了商丘潘庙遗址、虞城马庄遗址，１９９５年发掘柘城山台寺遗址，１９９６年地质勘察发现商丘宋城遗址。由于上述的工作和发现取得的成果，而协议规定的期限已到，张光直提出继续合作，双方商定续约３年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并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国家文物局复函文物保函〔１９９７〕９５号批准。如果从１９９０年算起，至１９９９年，中美在商丘地区的合作前后达１０年之久。

张光直对中美合作的考古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从美方人员的组织、计划的实施、经费的筹措等方面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美方先后参加考古队工作的地质勘探、磁力测试、雷达探测等方面的有拉普Ｇ．ＲａｐｐＪｒ．、荆志淳、墨菲Ｖ．Ｍｕｒｐｈｙ、慕容捷Ｒ．Ｅ．Ｍｕｒｏｖｏｃｒｉｃｋ、瑞地Ｄ．Ｍ．Ｒｅｉｄｙ、席斯Ｄ．Ｃｉｓｔ、杜仁杰，田野发掘的有冷健、高德Ｄ．Ｃｏｈｅｎ、李永迪、曹音、叶为平和珍妮·史密斯Ｊ．Ｓｍｉｔｓ。他自己几乎每年都来北京，关注发掘队的工作进展，每一次他都想到发掘工地去考察，但是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他只去过两次。

张光直第一次到中美队的发掘工地是在１９９４年的秋季。那次发掘的虞城县马庄遗址是１９８９年村民取土时发现的，不想在遗址中竟发掘到仰韶文化的遗存和墓葬。张光直是１０月４日到北京，第二天就在考古所参观了潘庙出土的标本。１０月１０日，他由乌恩陪同到达商丘，第二天就到马庄工地视察，１２日去商丘老南关视察地质钻孔，１３日又去马庄和老南关，并商讨了工作，１４日才离开商丘转道郑州返回北京。张光直这次去工地健康情况还比较好，虽步履缓慢，但精神甚佳，兴致也高，故能连续３天奔波于两个工地之间而不言劳累。

１９９５年春季，张光直原来打算来北京，到工地看看，并参加５月下旬在偃师召开的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但因健康原因，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取消了这次计划中的北京之行。

１９９５年春秋两季，中美队都在柘城山台寺遗址发掘、发现了龙山时期的木骨夯土墙白灰面房址和埋牛的祭祀坑等遗迹。张光直接到简报后非常高兴，他在来信中说：

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区域的龙山文化在大部分地区演变成岳石文化，但在豫东一支的早期岳石文化特别发达，成为先商与早商文化。我们不一定要找大型的岳石文化遗址，但是要找表现政治权力的遗物，因为这是漳河流域所没有的。这次在山台寺发现牛祭坑给我很大的鼓励，这是我们头一次发现上面写着“商”的遗物。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３日

１９９６年４月下旬，张光直到北京，刚下飞机就病倒了，原定去工地的计划也只得取消。但是，就在这时，荆志淳和高天麟用汽车钻探发现了商丘宋城的西墙，并跟踪追击，日进百余米，终于把宋城的西南角都找清楚了。张光直在北京接电话汇报，非常兴奋、激动。这年的上半年，张光直的心情较好，一是找到了宋城，二是找到了经费。６月，他亲自执笔写了豫东工作的小结，题为《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的初步报告》，刊登在《考古》１９９７年４期上。

１９９７年春季收工之前，张光直于６月１２日到北京，原定１５日到商丘，我们都在工地等他，临时又因身体不适不克成行。我于工地结束后回到北京。见到张光直后，向他通报了工作情况，他提出，鉴于商丘宋城四面城墙已经探明，应该向国家文物局写一个报告。另外，要准备一个宋城的勘查简报，报告这些年在勘察城址方面的结果，这个简报后来发表在《考古》１９９８年１２期。张光直和我相约，当年秋在商丘工地相见。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张光直到北京，这一次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以前了，完全要由轮椅代步。这个季度的发掘工地是要在商丘宋城的南墙上挖一条横切的探沟以了解城墙的结构。张光直原定随同发掘队一起去商丘，临行前一日，又因病滞留北京。待我们到商丘后，张光直执意要来工地。１０月２２日，张光直由李永迪等几位同学陪同到达商丘。２３日下午，张光直到工地视察了宋城西墙暴露的断面，又到南墙的探沟，下了轮椅，手执小铲在探沟内掘土。这种情景使所有在场的人十分感动，我想这就是他２０年来一定要在中国做考古工作的追求。２５日晚，张光直仍由李永迪等人陪同返京，我送他上了火车包厢，相拥惜别。我心里想，像他这样的身体怕是再也不能来工地了，却不料这竟是我和张光直最后的一次见面。

１９９５年４月，慕容捷和罗泰等人发起为纪念张光直６５岁诞辰１９９６年４月出一本论文集，邀请海内外８０多位学者撰写论文。我以《新干出土鼎形器的比较研究》一文付之。因为论文篇幅较多，而编译出版又费时日，截至２０００年，以《东亚考古》杂志的名义出版了２册，而全书仍未出齐。不想现在又要为张光直写悼念文章了，奈何天不假年，每念及此，不禁嘘唏。

永恒的友谊——忆我和张光直先生的交往

邹衡

我比张光直先生大５岁，同攻商周考古学，可是从未同过学。他是李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是郭宝钧先生的门生。因为李、郭是安阳殷墟发掘时的老同事，所以我和张先生自然感情亲密。关于张先生的学术活动、学术地位及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就不用我来一一叙述了。这里我只想谈谈我和张先生交往２０年中的一些琐事，以反映他为人的一个侧面。

１９７８年冬，中美正式建交，公报发表后还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接到张光直先生的邀请信，欢迎我去哈佛，这在他邀请的大陆华人中，我算是第一人。我非常惊异，因为我并不认识此人。信写的很恳切，望我早作准备。当时我正辅导的一个美国留学生李中清李政道的公子，再三向我道贺，并劝我同爱人一同前往，说他父亲不久来华，可以给我一些帮助。于是我便依了李中清，殊不知此情转到教委，不仅我爱人不能去，连我自己也没有批准。张先生得此信后非常着急，因为他飞机票都已替我买好。此后，北大校长周培源为团长访问哈佛，张先生直接问及此事，周的同行人员解释说：“邹衡一直病倒在床，如何能来﹖”张先生无可奈何了。

第二次是在夏威夷召开商文化讨论会。因为北大不愿出路费，我又失去了赴美的机会。张先生很失望。

１９８２年，张先生第三次邀请我访美。这时政策宽松了许多，张先生已首次访问过北大，知道我虽有冠心病，但并没有躺卧在床。教委批准我前往，只是北大将我的访问时间削减了半年。

这是我首次出国，外语又不是很好，张先生给了我特殊照顾。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张先生亲自飞到纽约机场接我。因为要转机飞波士顿，催我马上去办理转机事。我带的行李较多，想请个搬运行李的工人。张先生马上说：“不用，要节省点。”他立刻自己扛上我那笨重的箱子。大概他渴了，在半路扭开路旁的自来水管喝了几口凉水，接着又走。堂堂哈佛一位系主任，就这样成了我的一名搬运工人，简直不可思议。

到了哈佛，张先生一切都给我安排妥当，还派了一名研究生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如买菜等。我在哈佛半年，生活是很优裕的。张先生和他的夫人李卉女士都非常关心我，几乎每隔两周都约我上一次餐馆。特别是中国的春节，他们夫妻二人约我到唐人街游玩，还有他的好友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共同观赏了耍狮子舞等，然后共进午餐方返校。

我每次离开波士顿去外地讲学，张先生总是自己开车送我至机场，并再三嘱咐机上服务员仔细照顾我，好像我是一个老人，其实我当时才５０多岁。我将离开美国时，在洛杉矶的一个台湾朋友，建议我买韩国机票，说比其他公司的便宜得多。张先生得知后，很严厉地对我说：“你不是没有哈佛给你定购的机票，为什么要贪图这个便宜﹖不安全。赶快把票退了”后来，我到温哥华时，才知道苏联打下韩国的那架飞机，正是我买的那一次航班。我吓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张先生的极力劝阻，我早已葬身太平洋之中了。

为了消除我生活上的寂闷，张先生有时约我参加研究生举行的周末Ｐａｒｔｙ，或是参加他们的远游，每次都是尽欢而返。他还给我介绍过哈佛的一些名教授，如杨联、费正清等。以后我同杨教授每周相会一次，成了难舍的好友。费正清的夫人经常开车约我参观波士顿的名胜。她喜好艺术，同考古多少有点关系。

张先生的英语实在太棒了。我看到他翻译《左传》，一面看着原文，一面就用打字机直接打上，很少修改。不止一个美国人对我说，张先生的英语写作水平，超出一般的美国人。这大概同他的中文水平有关，他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有时他给我介绍他学习英语的经验，特别是口语。他告诉我：“胆子要大些，只管说，说错了，外国人是不会笑你的。”

张先生邀我去哈佛，本想同我合作编写《商周考古》的，可是我到达美国，比他预定的时期晚了３、４年，且当时我编写的《商周考古》一书已经出版，他只好单独撰写“商代文明”了。他看到我写的《商周考古》中，没有明确提出“夏文化”，乃同我商量，提议共同合写一部“夏代考古”，并很快拟出了提纲。他自己负责古文献方面，要我负责考古方面，两人并照了合影，准备刊登在书上。一直等待二里头报告的正式出版，因为材料不全，所以没有动笔，成为我终身的憾事，实在有负于张先生的厚望。

我回国之后，张先生曾多次来中国。有一次在我家逗留了一整天。我俩谈论了许多学术问题，其中也有观点相左之处。譬如，张先生很相信商汤的亳都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我则认为在今郑州市。两人甚至争执起来。他要同我打赌，我开玩笑地说：“我没有美元，如果我有，恐怕你有多少就输多少”为了证实他这一说法，他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商丘地区作了几年的发掘，找到了龙山文化遗址和东周遗址，他良好的愿望没有实现，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张先生是非常重友情的。他想在中共中央党校找到一位小时候的女同学；他们当年都曾是邓颖超同志的学生。我爱人终于给他找到了，他非常高兴。他们二人在我家谈论了１个来小时，谈的十分亲密。５０多年前的往事，张先生居然记得那么清楚，我真是佩服。

我同张先生共同培养了一位博士研究生蒋祖棣。他的博士论文题虽是我拟就的，但他在哈佛学习了一年，得到张先生很多具体的帮助，使其论文成功地完成，并在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应该要特别感谢张先生的。

１９９５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纪念李济先生百岁寿辰，当时张先生正任副院长。他邀请的大陆学者只有３名，除了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因运青铜器在台湾展览恰在台湾，就是我和李济的公子李光谟。

１９９７年，张先生又来大陆，并访问了北大。我同他在赛克勒博物馆二楼相会，畅谈了１个多小时。

１９９９年，我第三次赴美开会，顺便应邀去了哈佛。张先生坐轮椅来我住所的门口。他一见到我，便挣扎着下车，把我紧紧地抱住，为时约１、２分钟之久。以往我们曾多次见面，从未如此拥抱过。虽然他说话已非常模糊，但他的真挚的感情已流露无余，我看到他的眼角上还挂着一丝泪花。除这次外，还见面两次：一次在他家，我整整待了一天。另一次是在我演讲后的座谈会上，张先生由李卉女士推着轮椅也来了。这三次见面后，我的心里非常难受，看到他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基本上已丧失说话的能力，只是还能吃饭而已。没想到走得如此之快，那次分手，竟成为永诀。

（李学勤、邹衡、张长寿三位先生文章皆选自张光直先生纪念文集《四海为家》一书，该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 删除
2006-07-20 09:49:13 非常不小心

断面上的传统和传统间的桥梁：评三联书店《张光直作品系列》

作者：徐坚文章来源：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时间：2003-9-20

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中，学科格局变化之大，知识更新速度之快，恐怕没有超过考古学的。同时，由于考古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兼具乡土性和世界范围共性的学科，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考古学或多或少对这种文化之外的学者形成障碍。具体到中国考古学，如果论发现仅仅有仰韶龙山，论理论仅仅是阶段进化之说的话，没有持续增进的学问只具有学术史价值，而与时下的学科进展形成隔阂。在这个观念之下，我们再观察中国考古学时，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方学界与中国本土学界在对这个学科的了解上并没有形成鸿沟，这应该说是个异数。如果考虑到这实际上存在两个现象，即中国考古学新材料没有对海外学者造成资讯上的困难，而同时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进展也有所回应。无疑，这个现象的出现归功于一批学者的努力，张光直先生无疑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位。对西方学者而言，张光直先生在六十到八十年代之间先后四次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已经成为各所大学讲授中国考古学最基本的读物，它完全改写了自安特生、叶慈以来对中国考古学发现的陈旧而简单描述。而对于中国学者，张先生最先以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六次演讲而引起轰动，这次系列演讲以《考古学专题六讲》出版。在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理论及其在中国考古学实践中的运用的一片热望之中，这本书成为少数影响了数代中国考古学人的著述之一。同时，他的《古代中国考古学》虽然全面介绍中国考古学的进展，但绝不是资料的简单罗列，而是在一定理论框架下的重组，这个框架和其中的若干重要论点在张先生以后的论著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达，这对中西学者的裨益都是不言而喻的。
张光直先生确实是个桥梁人物。所谓桥梁，并不仅仅是沟通的同义词，而是作为多种途径，多流传统的枢纽。三联书店《张光直作品系列》的出版无疑为在多层面中展现张光直先生的桥梁意义提供了一个契机。《张光直作品系列》由四册构成，分别是《番薯人的故事》，《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和《中国青铜时代》。其中《中国青铜时代》是张光直先生两卷名著《中国青铜时代》和《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合编而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收录了张先生1950年以来的重要考古和人类学论文，其中包括对史前相互作用圈、环太平洋地区古代文化面貌和殷墟等问题的主要观点的阐述。《番薯人的故事》是张光直先生的早年生活自述。这套丛书并不是张先生论述的全部，对西方学界影响甚大的《古代中国考古学》没有收录进来，但书中一些创造性的立论多通过这套丛书中的若干篇目有所反映。同样没有收入的专著还有由张先生本人主持的耶鲁大学出版社《早期中国研究系列》中的首卷《商文明》和《美术、神话与祭祀》。前者是张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张先生用力最深的地方。后者是由张先生在哈佛的一个研讨课发展而来的。另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上古史待定稿》和《剑桥早期中国史》中的章节亦未被罗致。但三联书店出版的《张光直作品系列》中已经基本覆盖上述著述的基本观点，应能反映张先生的学术全景。

从一定的角度看，三联书店的《张光直作品系列》犹如将张先生在一个连续的时代序列上所作出的努力用一种横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使我们有兴趣按照当代中国考古学最为流行的作业方式——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去分析这位考古学家的学术渊源。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也就是对一个文化中的多种文化现象区分来源，然后分析各种因素在该文化中的地位。同样的方法也见于学术史的研究，中国传统学问中所讲究的“师门”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西方学术史研究中所强调的“传统”也是同样的概念。

从《张光直作品系列》中看，张光直先生的学术来源主要分成三个方面，即安阳传统、台湾本土的人类学倾向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新考古学为代表的北美理论潮流。

虽然张光直先生自1955年以来就生活在美国，而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涉足安阳，但他与起自1928年的安阳考古学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般的观点常常将中国考古学看成是一门乡土学问，好象是北宋时代就已经产生的金石学在现代背景下自然生成的。其实，与很多近现代学科一样，考古学起在十九世纪末期经过日本传入中国的西方学科。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曾经深刻地将视考古学为中国本土学问的说法讥为与唐代胡人取汉姓冒充汉人的做法同出一辙。同时，考古学研究材料的本土性又因为与一国一地的文化具体联系起来而区别于其它外来学科，虽然安特生早在1921年就发掘了仰韶遗址，但是中国考古学的缘起却追溯到1928年开始的安阳考古。无论在考古活动组织、发掘计划、发掘主题，还是在中国考古学学统的培养上，安阳考古发掘的意义都是无与伦比的。张光直先生与安阳传统的关系是通过安阳考古学家实现的。安阳考古学家们除少数以外，多在1949年前后迁台并且成为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台湾考古学的主流。张光直先生从事考古学的研究和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李济、高去寻等先生的影响，在《〈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安阳〉张序》、《〈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序》和《怀念高去寻先生》等篇目中，师承关系一目了然。张先生以殷商考古学作为毕生事业的基础，对殷商文化的兴趣，亲历安阳考古的前辈学者的影响应当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学术机缘之外，更重要的是学术旨趣的延续，张先生对偏向人类学的考古学的兴趣与早期李济先生早期的倡导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张光直先生最初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实践是在台湾本土进行的，并且一直保有对台湾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深厚兴趣，从一定意义上讲，张先生见证并参与了台湾本土人类学传统的生成。虽然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基本反应了李济先生建设人类学倾向的考古学的理想，但另外一些学者如凌纯声、芮逸夫、宋文薰、李亦园等正在试图摆脱台湾作为学术边缘的地位，而致力于本土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传统的建立。张光直先生在台湾大学时期曾经参加对台湾土著居民的民族学考察，调查报告多发表在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台湾大学人类学报》上。其中使用的民族学调查方法在张光直先生后期的考古学研究仍然有迹可察。在商王世系的讨论中，张光直先生于《商王庙号新考》中率先提出商王继承法是王位传甥。虽然前辈学者已经指出殷商卜辞中的父子并不一定指亲父子，而是辈分的区分，但将殷商的继承方式准确地锁定为具有甥舅关系的两个子姓集团中的传承则是张先生的创见，在《殷礼的二分现象》中，张先生进一步将殷商王位的继承方式与其它殷商时期存在的二分现象，诸如墓葬、卜辞和铜器纹饰等联系在一起。甥舅制继承关系在现代人类学材料中屡有发现，张先生对商王庙号的新理解应该与他在台湾大学时期对台湾排湾等土著民族的调查是分不开的。张先生在做民族学调查时曾经考察土著居民的手工装饰品工艺，其中所用的方法在张先生以后的青铜器分类研究中也有所运用。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新考古学兴起，北美地区取代欧洲成为考古学理论的中心。张先生曾经参与新考古学的成长，他的若干论文甚至被列入新考古学参考文献之中。然而，他的理论旨趣更多的是与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材料结合在一起的。张先生的很多文章中自然流露出北美理论流变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在商代历史上，利用考古材料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旧说的殷商文明结构、社会等级结构、不同文明群团的时空关系的新见解。张先生关于商代王位继承制度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北美人类学中关于亲属关系的研究的影响。在最近的豫东地区考古调查之前，张先生几乎没有接触殷商考古发掘，而正是独树一帜的理论框架和严谨的细节推敲使其殷商考古学说成为不容忽视的一家。在某些问题上，张先生甚至流露出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影响。

虽然张先生的作品中表现出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但是三种传统的地位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安阳传统由于参与这个传统形成的主要学者在迁台后离开了大陆的考古实践，因此缺乏进一步发展下去的条件；台湾的人类学传统正在迅速地由搜集资料上升到一般性规则的推演和检测；而在北美成熟的考古学理论面临如何和中国考古学材料对接的问题。张光直先生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正表现在他没有简单地身处不同的传统之中，而是调和各个传统，在世界范围的人文学科中重新定位中国考古学。

张先生首先沟通了安阳传统与大陆地区1949年以后形成的考古学格局之间的关系。作为商代考古的权威人物，张光直先生一直关注商代田野考古的新进展，不断更新材料，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将另一种视野下的商代考古问题呈现在大陆学者面前，诸如《殷墟五号墓与殷墟考古上的盘庚、小辛、小乙时代问题》和《中国青铜时代》中诸篇。对于李济先生的《安阳》，张先生在表示欣喜和倾慕之余，也委婉地批评作者对他离开大陆以后的考古发掘隐而不提的做法。

其次，他沟通了台湾人类学传统和大陆地区考古学，尤其是长期为考古学所忽视的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文明研究的联系。他不仅通过《台湾考古何处去？》、《台湾考古学者该与福建和东南亚交流了》等一系列杂文闲笔进行呼吁，而且身体力行地用相互作用圈理论考察东南海岸地带的古代文明，其中包括《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等篇目。虽然张先生主张台湾地区的考古应该具有更大的眼光，但是他并不是将台湾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南部地区重新纳入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文化圈，而是将史前和原史时期的诸文化看成大大小小的相互作用文化圈，这个想法在《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以及《古代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学专题六讲》中的相关章节有详细阐述。

在学科分类的层面上，张先生在中国学术圈中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作用是重新摆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如何定位中国考古学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的主张将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有的主张将考古学看成是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张先生无论在学理、还是学统上都更加倾向于后者，除了在《考古学与“如何建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中明确阐述以外，张先生在处理商代考古材料中也多少流露出这种方法的痕迹。

同样具有学科意义的桥梁作用在于，张先生对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途径的提倡。在《商文明》中，他就提出了研究商代的“五条门径”，亦即传统史学方法、现代考古学方法、美术史研究方法、古文字古文献研究方法和民族学研究方法。张光直先生主持的两个主要项目也凸显了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其中一是“浊大计划”（浊水溪大肚溪流域考古），一是计算机方法在中国青铜器类型区分中的作用。这两个项目均有专著出版，亦未被收入文集之中，但文集中与之相关的文字却不在少数。

基于对中国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定位，张光直先生进而指出他的深意所在，也就是沟通中国自身的学术和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潮流。他不仅希望能够引进一批理论到中国考古学实践中进行检验，更寄希望于能够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中间生成具有世界范围意义的一般性结论，这也是他所定义的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我们之所以侧重在学科传统层面上讨论《张光直作品系列》是因为这套丛书的编辑组合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不仅仅指收录在作品系列的论述基本上全面反映了张光直先生近半个世纪的学术观点，更让人饶有兴趣的是，其中的早年生活自传《番薯人的故事》可以说是在学术以外的，但对学术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的材料。张光直先生曾经感慨：“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轻人，很少有学考古学的。”考古学一直是个冷门科学，张先生本人是如何选择了考古学这个学科，在《番薯人的故事》中有了进一步的交代。张先生自己认为，在一年的牢狱之灾后，报考考古人类学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想知道“人之所以为人”。自传对张先生是如何接触到这门学科，接触到安阳传统等提供了第一手，而且不易从其它来源获得的材料。因此，完全可以说，这个组合的出现迫使我们放弃就物论物，甚至就物论文化的眼光看《张光直作品系列》，而是在学术史的高度去重新认识。

> 删除
2006-07-20 10:45:14 非常不小心

张光直生平

张光直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考古学家。生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毕生从事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研究。张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中国的聚落形态、商王庙号、青铜纹饰、台湾史前史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在研究机构创办，田野考古活动，中外学术交流，两岸学术互动等方面贡献巨大，在国际考古学界享有崇高地位。出版专著十余本，论文一百多篇。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国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商文明》、《古代中国考古学》、《美术、神话与祭祀》、《考古学再思》、《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番薯人的故事》等。

一经历简述

张光直先生祖籍是台湾板桥，1931年4月15日出生于北京，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台湾，恰逢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台北，就报考了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在台湾大学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张先生报考这个专业并非偶然，他早年深受两本书的影响，再加上后来台湾“四六事件”的牢狱经历，使他非常向往考古的世界。第一本书是由其父张我军翻译的日本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书里讲述的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对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948年时又读到裴文中先生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裴先生在书中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潜力无限，鼓励青年学生报考考古学专业，这使得张先生更加向往考古学。1949年台湾的“四六事件”对张光直先生一生的影响巨大。在其自述早年生活的《番薯人的故事》的后记中，认为当时的牢狱经历“影响了我一生做人的态度”。想要探索 “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这是张先生报考考古专业的基本原因。当时的考古专业是极其冷门的专业，但张先生为能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菁英而深感幸运。1954年，张光直先生从台大毕业，决心走出国门，到美国深造。他如愿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此间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巨大，一位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一位是在考古学上提出聚落形态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家Gordon Willey。1961年张光直先生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后学位，此后的张先生可谓声名显赫。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6年，1977年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从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1年至1984年兼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并为哈佛赫德荪考古讲座教授，更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1994年至1996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在成就和名誉的背后，张光直先生常年饱受帕金森症的煎熬，1997年虽做了脑部胚胎移植疗法，健康却无起色。但他无言地忍受痛苦，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争取时间，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1年1月3日，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病逝，享年七十岁。

二学术传承与治学风格

总结张光直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要先了解他的学术传承和求学的轨迹。照张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是不属于任何流派，不代表任何一个传统的。

“我所学的这一套，说不上是从哪个传统继承下来的。西村真次先生，裴文中先生，李济先生等等，都是我的老师。我当然也读过解放以来国内大量的考古研究报告和论文，受到很大的启示和影响。我在美国学习工作已整三十年，自然受到美国人类学界很大的影响。我所讲的题目和内容是一小篮子大杂拌，其实，这也正是因为我搞的这一套考古，似也可以说是一筐子大杂拌。所以我说，我并不代表哪一个门派、哪一个传统。这自然并不是说我的想法没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最好还是请读者们自己去判断、评价吧。”[1]

张光直先生从少年时代开始便深受《人类学泛论》和《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二书的影响。在台大读考古专业时，受教于李济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从而“继承了中国考古学学术的传统，也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心建立的中国考古学，即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为目的，以欧洲考古学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方法，并汲取了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先进手段，进行多学科合作研究。这是他毕生遵循和实践了的学术准则。”[2] 李零先生也认为张光直先生继承了史语所的传统。“这个传统，史语所叫‘新史学之路’，即不但有别于罗王和罗王以前的学问，而且也不同于《古史辨》的道路。”[3]

五十年代张光直先生来到了美国这片全新的天地。当时在美国兴起的新考古学中聚落考古学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支。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师从了Gordon Willey，一位通过对秘鲁Viru河谷的研究在考古学上确立了聚落形态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家。张先生对聚落形态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很感兴趣，积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生时便发表了关于美洲聚落考古的论文，为他后来写《古代中国考古学》这部重要著作奠定了基础。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由Willey作指导，是将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用在中国史前史的成果。张先生在哈佛跟随另一位考古学家，研究旧石器时代Hallam Movius，掌握了传统的欧洲考古学的田野考古方法。

五十年代正是美国考古学界变革时期，张光直身处其间也投入到了新考古学的讨论当中。正如李润权先生所说：“张光直先生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他在20世纪60年代积极参与一场美国考古学上的理论和方法的大辩论是分不开的。…… 张先生虽赞成科学方法和理论（作者注：针对新考古学而言）的重要，却同时提出我们不应忽视文化传统对行为所产生的指导作用。换言之，在同样的生态环境下，在同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样的问题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他的看法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考古学对新考古学的反思，以及后过程学派的主张，简直是不谋而合。…… 今天的人类考古学家（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ists），主张物质与思想并重，用全面（holistic）的方法去研究问题。这种观点张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4]

由此可看出，张光直先生在学术并不盲从和困守于任何一个学派的主张，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提出自己的结论，实践自己的准则。这正验证了张先生自己的所说的“并不代表哪一个门派、哪一个传统。”“他是以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它（中国考古学），以世界性的眼光去看待中国问题，冲出了传统范围，把中国考古学纳入西方学术体系里面。”[5]

张光直先生在中西考古学界都得到一定的传承，但他把研究重心放在中国，致力于整体地把握中国文明，并在此基础上企图揭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起源和特征问题上的异同。这是为了探索他自“六四事件”后深深烙在心中的疑问：“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

张先生秉承了史语所的传统，又恰在中国大陆考古学界与世界失去交流的年代，在美国亲历了新旧考古学转型的过程。他置身于多种学派和学说的争衡碰撞中，广泛涉猎了西方考古学界的理论和方法。正是由于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赋予了张光直先生特定的地位和责任。作为谙熟中西考古学学术传统的他，在其学术研究的多个方面，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将学到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尤其是他终生投入的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张先生深受美国人类学的影响，在台湾等地的考古都是以人类学式的方法进行考古研究。他运用聚落动态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史前史；有广泛影响的“萨满通灵说”则“是在19世纪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巫术时代论影响下提出来的。”[6] 在中外学术交往成为可能的年代，张先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背负起促进中西考古学界交流沟通的担子。更从文明起源与扩散的高度努力探索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他学术上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他为中外学术交流所做的贡献，得到国际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肯定。

张光直这一代考古学家，背负着与其师李济先生等第一代考古学家们不同的任务。他似乎并不是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欲以中国的学问方法去与西方的学问方法争胜。所以李零先生认为：“张先生和他的老师有一点不同，这就是他没有傅斯年先生那种日思与汉学争胜，‘为中国出气’，‘后来居上’的心理，或者虽有，也没有那么强烈。”[7] 张先生只是在阐述学术见解时才表现出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如关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问题）。张光直先生在大陆、台湾和美国都曾扎下了根，他对这三地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无怪乎李零先生说他“人生的轨迹像个圆圈。他很中国，也很美国，很北京，也很台湾，但他并未盲从于任何一种地方偏见，包括美国这样号称 ‘国际’的‘大地方’。”[8] 他晚年的《番薯人的故事》一书是他对早年生活的自述，是少见的性情之作。张先生在书中明确表示自己“毫无疑问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可见他对祖国深深的眷恋之情，这样的感情对他的学术道路是有深刻影响的。

三学术贡献

张光直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广为人知的。他兴趣广泛，治学规模颇大，对多方面的问题都有涉及。尤其是在中国史前史研究方面，提出了很多极有影响力的论断，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其中有一些论断存在不少争议，但考古学界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史研究始终无法从张光直先生身上绕过去。

张光直先生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史前考古。下文概述张先生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提出的重要见解。当然，张先生的学术成就远不止这几点。

（一）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在学术界的探讨大致经历了西来说、东西二元对立说和多元说三个阶段。张光直先生参与的是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从一元说到多元说阶段的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说，是指1956年起盛行的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单一的承继序列的学说，即认为商文化是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而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张先生常年居住和活动在海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解析二手材料，搜集最新信息的基础上的。1959年张先生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与身在中国考古第一线的安志敏先生、石兴邦先生同时提出了一元说的观点，他还提出了“龙山形成期”的理论。这些观点作为张先生的重要著作《古代中国考古学》前三版的主线，介绍给了西方世界。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出土，一元说受到置疑，苏秉琦先生在70年代末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并将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张光直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第四版《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中国相互作用圈”，划分了七个文化。“前后三十年，张先生个人在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解释上经历了从‘龙山文化形成期’到‘相互作用圈’的变化。前者强调公元前四千年以鼎、豆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周围文化的辐射和扩张，后者则从各地区的本位出发，强调了它们与中原地区及其他临近地区的相互作用。”[9] 但张先生并无完全否定“龙山形成期”理论，认为“龙山形成期”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正如陈星灿所言：“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比单纯强调各地区文化的相互作用更辩证。”[10] 在张先生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他坚持着这一观点。

（二）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

张光直先生一直从事三代的研究，尤其感兴趣于商，著有《商文明》。他精通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和文献学等多个学科，早在七十年代，他就是极少数运用电脑对青铜器作研究的学者之一，由此，他在商周青铜器的器类、纹饰和铭文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见解，一度成为考古学界的权威。张先生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和兵器之用，是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而非生产劳动工具。对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方面，张先生提出了广受肯定的萨满通灵说，并高度突出“巫”在中国文明起源时期的重要性，进而认为中国与玛雅文明一样，都属于了萨满式文明，王权、巫术与美术三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古代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近来，由于新考古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进展，张先生的部分观点遇到了重大挑战。尤其是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的商代大墓的发掘，第一次证实了古代青铜器存在农具体系，这对张先生关于巫术对中国古代文明起决定作用的论断产生巨大的冲击。张先生自己也承认：“把我们对传统历史满足的心情破灭了，意义非常重大。”[11] 他正视这一冲击，表示将对此问题“付以密切的关注”。

（三）中国文明的地位问题

徐苹芳认为：“在二十世纪末，既懂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又了解世界文明史和考古学的学者，仅有他（张光直）一人，他的看法可以说在目前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最权威的意见。”[12] 张光直先生的确是最有资格评价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学者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张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思考，在八十年代形成了文明起源的连续与断裂理论，这是对中西方文明的起源和特点进行比较后得出的论断。该理论在《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得到充分的阐述。“他认为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也就是中国式的，包括美洲的玛雅文明在内,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 它的特点是连续性。二是西方式的，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Sumerian)的乌鲁克(Uruk)文化到地中海的爱琴文明，它们的文明社会出现,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 它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光直在分析论证了世界文明发展史之后，明确指出：‘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可以说是中国的世纪。’”[13] 这一论点是对盛行已久的西方中心论的大胆的挑战，震惊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多位学者的关注和思考，商榷讨论之作纷纷发表足可说明这一点。有文章认为，张先生这一论点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易从“西方中心论”的极端滑向“东方中心论”。[14] 李零先生则提出：“并不是颠覆西方文明的宣言，而只是颠覆西方偏见的宣言。他只是希望恢复古与今、中与外，即世界两极的平等对话，希望借此获得一种新的世界眼光，即比上两个世纪更为公允也更准确的世界眼光。”[15] 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定位的论断，是得是失，只待后人去慢慢讨论了。

（四）史前时代东南沿海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关系

2001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纪念张光直先生的中国文化研讨会上，焦天龙先生有专文论述张光直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东南沿海史前文化与台湾史前文化的关系是探讨原南岛语族起源地和扩散的关键。这一课题也一直是张光直先生终生所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之一。正如张先生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样，他用中文和英文发表的有关东南沿海史前文化和南岛语族关系的论著，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先生前后发表多篇文章探讨这一问题。1964至1965年，张先生主持了台北的大坌坑、园山和高雄凤鼻头等地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目前已知的南岛语族最早的文化――大坌坑文化。张先生认为大坌坑文化的起源地应该是在大陆的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张光直先生在这一问题上开了个头，对台湾历史的贡献颇大，并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随着学术界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更多考古材料的出土，此问题必将取得更多的进展。

四其它贡献

张光直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可谓硕果累累。不仅指他在自身学术课题的研究方面，还包括了他为中外学术界、大陆与台湾学术界的交流和沟通上所做的巨大努力。

李润权先生在《张光直教授的学术成就》一文提到：“在西方世界，近40年来，张光直这个名字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 我曾经听到中国的有些学者说，张光直的最大成就是及时地把中国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介绍给西方世界。”的确，张光直先生为国外了解中国考古学，中外学界的交往沟通，做出了杰出贡献。《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二、三、四版，是张先生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文明的巨著。该书四个版本都不尽相同，这是因为张先生密切关注考古学界的最新动态，在新材料新思考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和修正自己观点的结果。该书用英美人熟悉的语言全面介绍古代中国考古学，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传递给西方世界。成为目前世界大部分地区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的教材，影响极其深远，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贡献巨大。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一直不为西方学界所承认，张先生可谓是改变这一局面的第一人。张先生还经常往返于美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在中国进行学术考察和讲学活动，向中国学界介绍西方考古学的知识和动向。他组织过两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的“国际商文明学术会议”和1986年“古代中国和社会科学理论研讨会”，促进了学界内的交流。

张光直先生一生最引以为豪的，莫过于在世界知名学府哈佛大学创立了中国考古专业。这是他毕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身患重病后非常放心不下的一件事。这样的担心不但“涉及到中国考古这个学科，而且关系到对古代中国的整体研究。”[16] 张先生还是台湾考古学的创立人，为台湾的史前考古作出了杰出贡献。1994年他经过多番努力，促成了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的成立，并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主持的“台湾史前史研究计划”和“浊大计划”是两个影响深远的田野考古项目，对台湾的学术发展意义重大。

张光直先生一生培养多位英才，也影响了多位学者的学术道路。许倬云、余英时、徐苹芳、巫鸿、李零等学者们，都对先生勤奋严谨、大气磅礴的治学风格，谦虚礼貌、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以及外冷内热、志存高远的气质性格有着深刻印象。张先生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组织办事能力上，都表现出了无穷的动力，感染和鼓励了众多学者。

余英时先生在《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中记述了张先生亲口所说的一段“壮怀激烈”的话：“他早年一直有一种向往，即如果能为人类、国家或民族做出一件大有贡献的事，而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那才是最痛快不过的。”[17] 余英时先生引用了闻一多的“没有爆发的火山”来形容张光直先生，确是很生动贴切的。不过笔者认为张先生这座火山是爆发过的，他留给学术界的丰厚遗产就是最好的证明。行文至此，联想起张先生在最后的岁月里受尽疾病的折磨，心系未竟的事业，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内心当是非常痛苦的吧。
最后允许我用余英时先生怀念亡友的悼词来作为此文的结语：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热已永远留在人间。

> 删除
2006-09-30 13:23:29 已注销 (海贼王再掀巨浪，犬夜叉强势回归)

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难找啊。

> 删除
2006-10-23 19:19:23 東光聖培

自修古代史，想找張先生的書。

> 删除
2006-11-17 20:45:51 Theta

李济之后中国考古和人类学界第一人！

> 删除
2007-10-20 16:09:07 静静的夜

张光直先生的《美术、神话与祭祀》，很棒的一本书！

> 删除
2007-10-28 12:04:28 土豆007 (我是一个土豆妮)

《中国青铜时代》我看到图书馆有的,是三联1983年的初版.

> 删除
2009-08-25 11:18:38 安虞

商丘的发掘报告应该能在一年内出版，考古所唐际根在整理。

> 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