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之毒中得太深(转朋友的文章)
2006-06-05 21:53:22 来自: 这么-深恨(永远无法?)
爱情之毒中得太深
piner
在《隐秘盛开》的开头,潘红霞是一个内陆封闭城市里羞怯的女大学生,毕业后她选择做一个拒绝婚姻的单身女人守候在大学时代曾漫步的河边,小说快结束的时候,她是一个身患绝症仍雍容穿行于欧洲的大学教授,直到死去,她都没有说出那个怀抱了20年的秘密:对一个爱好文学、有好听嗓音的当年同学的火热爱恋,她对人生和对死亡的选择都是为了他。
这个男人和她从来没有什么纠缠:他只是和她在河边有过一场邂逅的谈话,在她的旁观下谈了两场恋爱,又曾经在毕业后带着怀孕的妻子参加过一次集体聚会。
从一开始,小说就将潘红霞的爱定义为“坚贞而又绝望”,坚贞意味着排他和不改变,绝望意味着甘心于不尝试争取。由于爱情的起源非常偶然随后又并没有得到多少滋养,它能发育到这种程度实在是有些令人费解,作者的解释之一是:“从小,她(潘红霞)身上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有一种坚贞的狂热,那是圣徒的性格,这使她的爱,随时可蜕变为献身与牺牲的激情:她爱的不再是一个尘世间的人,而是一个信仰。”
于是,潘红霞就用“我爱的人娶了别人”自解后半生的孤独自闭,当她踟躇于巴黎街头,泪流满面,在告别世界的同时也不忘向她“爱了一生的人”遥说再见,在她的秘密终于被转达给从不知情的男人的时候,跟他的错愕相映的是她那矜持的爱情总则:“爱永远是一个人的事,和被爱者无关。”
小说还有另外两条线索:一个农村女孩为了要过有爱情的日子而几度寻死,最终害死她的却是她的女儿,因为女儿没能替她实现“害羞地、真心地去爱一个人,和这个她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来生梦。这个农村女孩的女儿,本来不再相信爱情,却在同样患了癌症之后终于得到一个愿意和她浪迹天涯的男人的拯救而活了过来。总之,这三个在小说最后才交织在一起的故事,从不同角度演示爱情对女人生命的意义,三个女人最终达成了对爱情的共同信仰。
这种爱情信仰十分女性化:害羞的、敏感的、贞洁的、奉献的、等待被拯救的、不求回报的、传统想象中的女性特质都被灌注其中。它具有强烈的道德倾向,实践者因隐忍自制、无占有欲、牺牲的愿望而受到高度赞美,它宣扬的是一种宗教化的痛苦加神秘的美学:“爱一个人,就是,坠入深渊,永不超生。”它是古典的,因为它将个人的价值系于对规训的证明,作为一个当代故事,《隐秘盛开》第一万次地高调重复了对“世上还有爱情吗”这类疑问的坚定回答。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同样是一个女性忠诚到死的故事,但还是有所不同:茨威格笔下的女主人公尽管也充满献祭的热情,但她毕竟还是献祭给一个具体的男人,她甘心痛苦淋漓,却并不自我标榜,她毕竟还与男主角有过几次床上运动,并有过其他很多男人,不那么符合最传统的贞操观。中国式的爱情信仰更加决绝、刻板、高蹈和冻结身体。
对那些患得患失于灵肉得失中的当代红尘男女,这种古典爱情信仰的重申是一种救赎:“潘红霞,像一个传说,一种星光,当我们仰望星空时才能看见,而我们永远不能在人群中看见她。……对爱怀有期待的人,正在爱着的人以及从来就没有遇到过爱的人,这是一本适合你们的书。在这个时代,不可多得。”(林白)——重新信仰爱情,心地重新高贵清洁。
然而,这种阅读中的救赎之旅有一个直接障碍,就是潘红霞的故事悖于常识:她的人生选择竟然如此单调,除了在单恋中自我消耗之外整整20年都找不到出路。“冬雷阵阵夏雨雪乃敢与君绝”也激情澎湃,而小说却需要延绵的脉络,拨开大量内心抒情的雾障,看到的却是毫无理由的自我强迫,这样的发现会导致人物形象的破产和对作者的质疑。
在作者看来潘红霞是“像神那样忘我无私而又毫无噪音地爱着,并牺牲”的完美女人,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她却生涩、乏味,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由于很明显地心灵的封闭并没有给她宁静,以及她如此轻易地自弃人生。与其说她是“爱的天才”,不如说她是一个了无生趣的活祭品,被和她同龄的作者献上祭台以证明爱情信仰的稀有崇高,最后一个爱情信仰者只是蒋韵自己。
爱情是一种古老的迷思,尽管它在近代以来才名正言顺地获得繁盛,但被无数文艺作品集体刻画的爱情女性仍然神似孟子年代的“怨女”。尽管爱情被描写得非常浪漫神奇,但它又完全可以被简化成一组刻板规范的简易教程,可以十分通俗地用“爱是……”这样的句式表达并令人十分轻易地机械援用。爱情和女性的被认为近乎天然的关系重申了性别二元论,随着五四个性解放年代的逝去,这种联系对女性越来越不是赋权而是相反:它成了弱者/女性的专利美德,成了她们迎接男人的伤害剥削的无辜理由,成了在女性走入社会生活之后继续将她们的生命价值囿于私人关系的有效手段。而从言情小说到流行歌曲之类大众文艺的泛滥,更使爱情成为最通俗的女性宗教,效果在于让她们沉溺于软弱哀伤的白日梦里慢性中毒。
爱情迷思对当代的女性窘困难辞其咎,失去婚姻与道德观念稳定保护的女性面对狡诈挑逗的男性欲望无所措手足,痴心女对负心汉的故事从文学悲剧沦落为小报社会新闻,那些“被爱情迷住了双眼”的女人的愚蠢可怜人人可得而哂之。从性到婚姻,如何重构两性关系的问题联系着女性性别策略的重新选择,木子美式的对策是“所有的女人都应该更多地让男人操”,她要通过女性抢先斩断性和情感的关系,破除男性的性占有来解构他们的优势地位。而蒋韵式的对策却是为爱情重新招魂,用女性单人脚尖舞般的痛苦重张爱情之可信奉。然而用意或许是可尊敬的,方向却是一厢情愿不合时宜的,因为在当下现实的性别情境中,那自卑自弃身心分裂的女主人公无论如何都不能再重新成为楷模。
作者用潘红霞的故事浇灌自己的心灵之毒,从未打开身心的饥渴成了幻想的源泉,“只有极少数人”的自居不仅仅是自我欣赏,也暗含着规整人性秩序的挑衅,但若一边弃绝性欲情爱的流动纠缠,一边已失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天真淳朴,隐秘盛开的自言自语就只是一个孤僻的神话。与其避于幻想的自足,不如从女性活着的多元生命经验中寻找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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