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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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4-01 09:32:43 自在

  有人问毛尖，你写“布鲁姆斯伯里情事”的叙述方法非常有意思。为什么独对那种“非常态”的爱恋、人物感兴趣呢？他们身上什么吸引你？毛尖回答：主要是万象掌柜感兴趣，他要我写的。当然我自己也喜欢了。
  
  万象其实象一本私人杂志，谁来八一八这个神秘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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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4-01 09:48:19 自在

  万象的味道
  黄昱宁（《译文》副主编)
  
  认识《万象》，是从它1998年11月复刊的创刊号开始的。那种工整大气里透着妖冶的装帧版式，庞杂纷繁而绝不会湮灭个性的内容，让我一阵阵发愣——耳目一新，又似曾相识。彼时并不敢想象，一年之后，《万象》2000年第二卷第一期的目录上，毛尖在上董桥在下，我的名字居然战战兢兢地夹在中间。于我的写字生涯而言，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万象》到底是什么味道?万刊丛中一下子就“闻”得到它，但真要我条分缕析什么读者定位办刊风格，倒也没有头绪。在《万象》中，现成的格律章法一样也套不上，压箱底的陈年旧事和潮头浪尖的时髦名词在字里行间各领风骚，而且，往往地，能像“普罗旺斯杂烩”那样热热地炖成一锅，够你吃个酣畅淋漓。如此概括不出风格的风格，再加上刊物与旧 《万象》的渊源以及目前大本营亦在上海的事实，少不得要给人安上“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海派帽子——此说虽嫌空泛，但基本上还是靠谱的。
  　　
  作为《万象》众多随笔中的重头戏，它的书评同样绝少一般书评的八股腔调。严锋那篇著名的《好书》及《好书II》写E．B．怀特的童话，有材料有信息有故事更饱蘸了情感，这样的文章好读不好写；恺蒂的《忧郁是一棵常春藤》，把小说《时时刻刻》和友人的切肤之痛穿插起来写，叙述与评议之间的距离不松不紧，彼此交融。后来我找到《时时刻刻》的小说原著细读，发觉其中文字致密的肌理和如流水般娓娓道来的调子，竟是早已渗透到恺蒂自己的文章里去了——如此读书，拨开皮毛，深入骨髓，实非浮光掠影的应景文章可比。此类读入骨髓的例子还有林行止的经济随笔、葛剑雄的历史札记，浮在表面的是信手拈来声东击西的随意，看完了热闹看门道，却是越看越觉得深不见底。更有如冯象那般的奇才，面对他的“亚瑟王”和“尘土亚当”系列，吾辈只有发呆叹服的份儿。我曾跟陆灏兄说起，在冯先生笔下，神话传说、宗教掌故和他的个人奇遇契合得严丝合缝，如此读书笔记，端的是“书人合一”一每每看得我深思恍惚，忍不住要追问：那些他自己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陆灏说他也不知道，“也无须知道，总之，好看便是。”
  　　
  写《万象》不能不提陆灏。毛尖管他叫《万象》掌门；可谓恰如其分。据我所知，《万象》编辑部人员精简得不能再精简，简直有点独柱擎天的意思。凭着陆灏兄多年修炼的独门工夫，他也确实撑得起这片天来。就我个人的体会，给他写稿，既是最不自由，也是最自由的。不自由者，他对稿件的取舍标准不容我半点偷懒，言之无物不行，陈词滥调没门。一年到头，不时收到他寄来的书、画册或者从英文报刊上复印下来的材料，供我在构思行文时选择参考，也提醒我断断不可炮制空洞寡味的文章——“别人读了总要得到一些东西‘才好。”这是他的原话。那一回我随口说到自己喜欢菲茨杰拉德，隔几日便收到陆灏寄来的19世纪20年代的画册，附言曰：“单单写其人其书，难免老调重弹，不如将其置之于大环境，便能将思路发散开去。”就这一句话，逼得我用足一个月泡在那个时代那个人的故事里，方才草成《守望天堂》。话说回来，虽无懈怠取巧之自由，却也能换来某些别处罕见的自由——只要费尽心力交出作业来，则篇幅也好，体例也罢，抑或遣词造句的习惯、格局形式的创新，一律百无禁忌。迄今，记忆中那十余篇已发表的作业，被删去的不足五十字，被修改的只有一个标题，而且，凡动一字，陆灏兄必来电确认，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我那点自诩为文人的虚荣心。
  　　
  由自己的经历推而广之，多少有些悟到所谓“《万象》风格”何以独树一帜的秘诀了。不靠栏目概念之类的玩意出奇制胜，也并非全凭大牌作家的名字唬人(尽管每期《万象》都不缺大牌)，《万象》表面的花团锦簇是由拧干了水分的内容做底才凸现出来的。讲故事是《万象》的特长，但作者的视角和倾向大多隐匿在故事里，由于隐匿得巧妙，读者便容易人戏，于是，无形中，作者的视角就转成了读者的视角。
  　　
  常常觉得《万象》是一座向心力巨大的沙龙，它的视野广阔造就了不拘一格的作者群，穿破年龄（二十八九到七老八十乃至早已作古的陈巨来、黄仁宇）、地域（港台、欧美、京沪）及各自专攻之术业的界限，齐齐在纸上聚首。蒙陆灏兄穿针引线，其中有几位我是亲眼见过的，但更多的交流和切磋还是通过杂志本身。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出我写《那些被米莱濡湿的岁月》，结构是偷师了毛尖小姐的电影笔记《看看我，了解我，原谅我》——写作者之间，那种彼此间的启发和激赏，我真是在结缘《万象》之后才充分领悟到的，因而，这座纸上沙龙对我而言，又多了一层课堂的意味。怎么说呢，《万象》是从来不会给自己打造金光灿灿的框框再往里钻的，我再往下提炼也是勉为其难。
  　　
  我只想说它是一本让人产生归属感的杂志，对读的人是这样，对写的人更是如此。
  
  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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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4-01 10:02:50 vicky

  “万象其实象一本私人杂志”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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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4-02 19:19:01 自在

  文中提及的安迪即陆灏
  
  ZT沈胜衣:旧园曾作一瓢饮
  前记：一份副刊，两段因缘
  
  以下十二篇旧作，一九九六年刊于上海《文汇报》周末特刊之“圆明园”版，当时我那不定期的专栏名曰“一瓢饮”。
  这段“园之缘”是安迪兄安排的。近年《万象》缤纷，背后由安迪一个人具体操持，是其编辑生涯的一个新高度，但其实早在九十年代初他已显妙手卓识，编的《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书缘”等版面，缤纷多姿、情味浓郁，名士（包括不少“出土”的前辈老人）雅集，开一时风气；他的文章也深深影响过我（那时他还在一版配画记人，在二版谈书，在三版写小品）。我因投稿而与之相识成友。一九九五年他离开《周报》（后曾短暂重返）到了《文汇报》和文汇出版社，《文汇报》在一九九六年推出周末特刊，由他来编一个版面。当时他就跟我谈到，要像香港报纸那样编成多个专栏；所以近年风行的专栏版，也早在他手上实行过了。
  于是有了“圆明园”。时间不长（只存在九个月）、版面不大（一般只能发六、七篇短文），却上承“书人茶话”的风格、下启《万象》之风度，新老学人纷至，珍本佳篇叠见。仅以我保存的、刊有拙作的十二期看，上面便有：施蛰存和黄裳的“尺牍新抄”、鲲西的“自己的书房”、劳祖德的“书边杂写”、姜德明的“书廊小品”、金性尧的“一星录”、邓云乡的“水流云在札记”、周劭的“稗乘”、唐振常的“谈微”、朱健的“无霜斋札记”、董乐山的“译余拾慧”、施康强的“乌有斋随笔”、辛丰年的“老唱片”、周振鹤的“逸言殊语”、恺蒂的“英伦传真”、思果的“北美小简”、谈瀛洲的“点水录”、小宝的“西厢记”、陈乐民的“写在历史边上”、吴劳的“人生脚注”、邵燕祥等人共用的“随想录”，未设固定专栏名的俞平伯、谢国桢等遗作，和董桥、吴小如、王元化、资中筠、方平等人文章（我估计有些专栏名是安迪代作者拟的，我自己的原拟作“浮世一瓢”，也由他改成“一瓢饮”）。——我一介微末，有幸随从而置身这样的名字中，说句实话，感到一份特殊的满足和荣耀（或曰虚荣）。我第一次给谷林先生写信，便是拿曾与他“同游”过这纸上园林来套近乎的。
  关于版名，顺记一巧事、趣事：该周末特刊推出的一九九六年初，我和安迪兄电话聊天，他提到准备把柯灵的旧杂志《万象》复刊。我说刚读了柯灵四十年代旧作《〈浮世绘〉发刊词》，觉得他所谈复办《万象》的宗旨颇近于柯灵的“浮世绘”。他乃告之：“浮世绘”原为《文汇报》四十年代副刊，他这次主持周末特刊该版面，原本打算恢复这个刊名的，孰料领导不同意：“又不是绘画美术专刊，干嘛取这名字？”最后乃以报纸当时所在路名而题曰“圆明园”。
  安迪兄是我文章发表的重要扶掖者，也是我文章写作的良师益友。他有时会商量修改，有时就直接删掉不满意的段落、改换题目，我多年来从其修改中获益非浅——但对正文内容，他是只删不改，一般不会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乱动。我喜欢这样的操作。当然，也偶有不同看法，因此现在重新整理，就将一些删节和个别排印之误恢复过来（反正他也明说了：有时纯粹是因版面限制而删的）；但另一些我认为删得对的地方和改得好的题目，则仍保留刊登时的样子，这样，其实这些小文中已有不少属于安迪兄的心血。为免说明累赘，我就恃熟卖熟，不一一指出了，只作为友谊的一部分领受下来吧。
  其他的没怎么改动。它们有的是当时新写，有的则是整理旧笔记或改写旧作而成，现在只统一署刊发时间算了。
  关于安迪，其人品、学养、眼光、情趣、才气等，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在笔记中曾记下不少往事，这次借此机会重看了一些，仍深有感焉。但那宜另找适当地方详谈，现在且说另一段因缘，就是为何无端端会把这批旧作端出来。
  因安迪兄提过几次“天涯”的“闲闲书话”，二○○三年初我开始到此地，一来就喜欢上那种氛围，自此“安营扎寨”，时常与各方文士书友交流切磋，有“闲闲”之乐、有“书话”之得，甚感愉快。而所遇除新知外，更有不少旧雨，包括一些多年前就因文字而相望契心者，借网络竟得以相识，“天涯”顿成“比邻”！原本星散的故人，迢迢光阴，沧桑未易其垂注；茫茫人海，却能于空中相聚握手，乃是我生命的大奇妙、大财富、大欢欣。我喜欢这种邂逅与重逢，仿佛中间的岁月并不存在，人世不欺，缘份始终会接上头，“一切诚念终必相遇”！
  后面这几句话，是我在给隽饴君的信中写的，她正是其中一个这样的朋友。更神奇的是，她早年赏识我的文字，还涉及她一段纯真故事……于今恍然，更觉亲切。她说：“人生因此美好”。说：“感觉青春又回”。说：“相信文字的力量吧”。信然！
  隽饴当年对我这组“一瓢饮”留下印象，承她错爱，至今还提起。又因机缘凑合，她最近找到这批旧作的电子版。我虽有文人“敝帚自珍”的通病，但还未自恋到那种地步，去将自己使用电脑前的手笔都重新打一遍字；这样，隽饴的“捞海”所得，就更足感谢了，省掉我许多工夫，使我可以拿出来再吆喝一次——现在重看，有些篇章自己已不满意，但有些则还值得请其他朋友品饮。而更重要的是，将它们在网上再发表，我私心是作为那一份副刊（似乎没什么人提起过）、两段因缘的纪念。
  谢谢安迪，谢谢隽饴，谢谢所有像他们一样的朋友。请容许我将这些微薄的旧作献给你们！
  （二○○四年九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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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4-02 19:35:48 自在

  这篇有趣：
  
  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
  --《我们仨》出版之际想起钱锺书
  
  
  安迪
  
  
  《深圳商报》2003年6月21日
  
  
  （李洪岩案：安迪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凡实事求是、不说假话的文章，都有助于人们认清真相，看到本真，也就是好文章。反之，凡是故意作假、误导读者的文章，都只能起到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事情遮掩起来的作用，引得无数傻子信以为真，也就是坏文章。对一些本来不应该有争议却有了争议的问题，本文无意中提供了钱锺书本人的意见，再一次印证了傻子们的以幻为真。《南方周末》上已经有文章涉及于此，是个好兆头。学钱锺书当年的样儿，我忍不住随手加了几处批语。，2002年6月30日）
  
  
  杨绛先生在钱锺书先生和他们的独生女儿钱媛相继去世后，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写出了家庭回忆录《我们仨》。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拜读，不仅因为钱先生是我从青年时代就景仰的大师，而且我还幸运地与钱先生有两面之缘，又通过几次信。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一生，如果有这么两次与敬仰的智者谈话，所愿已足！"
  
  “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
  
  八十年代初，我在上大学期间开始接触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先是《围城》，再是《管锥编》，对先生的博学睿智佩服得五体投地。1990年，我在旧书店淘到一本徐燕谋先生在四十年代末编写的英文散文选读，书前有钱先生的一篇英文序言。我知道，钱先生和徐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徐先生的旧体诗集也是钱先生作的序。当时我正在编《文汇读书周报》，就央求徐先生的学生陆谷孙先生翻译这篇文章。陆先生一口答应，但要我先征求钱先生同意。我冒昧写了一封信到社科院文学所转钱先生。过了几天，收到钱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我少年所作小文，均不值保存，自己亦早忘怀。承寄示一篇，不过其中末例。似不必劳谷孙先生大笔译，所谓'割鸡焉用牛刀'。贵刊并无'稿荒'之患，何至出此填空补白之下策！？"
  
  第二年下半年，我约请上海师范大学的林子清先生写了一篇回忆钱先生在暨南大学时期的文章。为了慎重起见，我把校样寄了一份给钱先生，请他定夺。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子清同志此文实可不写。盛情可感，而纪事多不确实，或出记忆之误，或出传闻之误。遵命删改一下，请子清同志过眼，并请他原谅。回忆是最靠不住的，我所谓'创造性的回忆'。子清同志是忠厚老实人，对于暨南同事中的'人际关系'实况，不甚看透，故把詹、李、方的话也删掉了。"
  
  所谓"詹、李、方"，指的是文中提到的当年暨南大学的教师詹文浒、李健吾和方光焘。钱先生在校样这一段的旁边批道："都似可删。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徒扯篇幅。"钱先生不仅把林先生的文章删去五分之一，还在很多段落旁作了批注，如林先生说有一次他看到钱先生在读《胡适文存》，读得哈哈大笑。钱先生删去这段话，在旁边写道："恐无此事，《胡适文存》我在中学时阅过，到六年前才查一句引文。"后来我把钱先生改定的校样给林先生看，林先生扯着大嗓门说："我可以对天发誓，钱先生那时看的肯定是《胡适文存》！"尽管如此，我还是尊重钱先生的意见，把那段删了。
  
  （李洪岩按：看了这一段，你会懂得，所谓“钱锺书批注《吴组缃畅谈钱锺书》”，并非孤例。还是那句话，只要实事求是不做假，这样的例子还不知会披露多少。包括那些当年发明“文化昆仑”称呼，如今却高叫“破除钱锺书现代神话”的人，应该懂得，这些批语，绝对漏不下阁下）。
  
  “天才也不如28岁”
  
  钱先生有一次在电话中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是下过《管锥编》这样一只金蛋的"母鸡"，谁又能不想见呢？
  
  终于让我逮着一个好机会。1991年秋天，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出版了上卷，因为书名是钱先生题写的，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向陆先生提出，给钱先生送样书。凭词典这块"叩门砖"总可以叩开三里河南沙沟的钱家大门了吧。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钱先生答应召见。约定时间，我捧着词典来到钱先生家。出乎我意料的是，钱先生不仅没让我难堪，还特别热情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问我多大。我说28岁。钱先生马上说："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天才也不如28岁。"我后来查了不少王尔德的书，也没找到这句话。但我当时就觉得钱先生读书多，学问好得不经意间就会溢出来。
  
  钱先生捧着《英汉大词典》，夸陆谷孙先生了不起，可以和萨缪尔·约翰逊媲美。有一篇文章提到钱先生曾把约翰逊的那本词典翻烂了，他说："我怎么看得到那本词典？不过，约翰逊的词典编写得很有趣，如'枯燥'这个词的例句就是：编词典是件枯燥的事情。"
  
  那一年，钱先生已过了八十，但精神矍铄，毫无老态。记得我们谈话时，有邮递员送挂号信上门，钱先生忙着找印章，奔进奔出，异常灵活，根本看不出是个八十岁的老人。那天我带了《围城》等几本书请钱先生签名，钱先生一一题词签名盖章，又送了我一本《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的合集，但声明这本书他并没有同意再版。
  
  （李洪岩案：有人至今还坚持说，钱锺书从不给人签名呢！）
  
  “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
  
  从北京回上海后，我恭恭敬敬地用毛笔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寄了几张我给他们拍的照片，也提出邀请他们为"读书周报"写稿。没几天就收到钱先生的回信，夸了我两句后说："具有如此文才，却不自己写作，而为人作嫁，只忙于编辑，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旧日所谓'稳婆'）。但是我们已无生育能力，孤负你的本领，奈何奈何！"
  
  因为那次去北京时带不了太多的书，我又给钱先生寄了几张纸，请他签名后贴在他的其他几本著作上。钱先生签名后马上寄还，用毛笔附了一封信，说"右拇仍倔强，如老残游记所谓夹生鱼翅也"。
  
  没多久，我看到报载北京某作家（李洪岩案：当指吴泰昌）准备写钱锺书传，据说得到钱先生本人首肯。我对这位文化人印象不佳，就写信给钱先生直言我的看法。钱先生回信说："此事并非我'首肯'，只仿佛文革时挨斗被迫'低头！'。他向杨绛软磨，通过内线，又来软磨我。湖南土谚：'烈女怕缠夫'，我勉强消极地由他去干（与积极地支持或许可还有区别--天主教Casuistry最讲究这一点）。反正有另外两位好事者已写成我的传，其中一位还请我在南京的堂弟锺韩审看修改过后，送南京文艺出版社（向我要照片，我才知道，严词拒禁，不知有效否）。我已成为一块腐烂的肉，大小苍蝇都可以来下卵生蛆，也许是自然规律罢。谢谢你的关注。"到今天，钱先生的传记已出版了多种，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评《顾亭林年谱》时说："昔人谓作谱之才，须与其人相称，诚知言也。"这位文化人一直没有写成钱锺书传，看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李洪岩案：上面这段，孔庆茂想来最不愿意看到。然而，披露钱锺书该意见的，至少已经四家了吧！）
  
  那阵子，我买到几张荣宝斋印制的水印信笺，请我认识的文化人写字留念。我也寄了两张给钱先生和杨先生。但钱先生回信说："我本不善书法，前几年面软主意不牢，应人之请，胡乱涂抹。冥冥之中，已遭天罚。三四岁来，右拇痉挛，不能运用毛笔，多方医疗，勉强可以钢笔作字。足下书法娟秀，而要我献丑，以弗洛伊德潜意识论深求之，不免居心残忍！故我若应命，便为足下增添罪过。寄纸太精妙，若涂抹坏了，是我暴殄天物；若没收了，是我贪黩人财，左右都是罪过。故谨璧还，彼此都清清白白，无可非议。一笑。"杨先生在信末附言："我完全同意钱锺书的话。"
  
  求字碰壁，也在意料之中。这之后，我在钱、杨两位先生那里还碰了好几次壁。1992年底，我与几位朋友筹划开一家小书店，我想如果能请钱先生题写店名招牌，一定能增色不少。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情，我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不久接到钱先生的回信，信中说："奉来信，又给我这个老东西以表现牛性的机会了！上次你寄纸请我写字，我因七八年来右拇指不便运笔，敬谢不敏。为朋友交情，不肯献拙；倒为'企业'的'生意经'写招牌之类，那是'卖友'、'卖钱'，双重出卖。这是一。我字本不好，七年来因上述缘故，更谢绝了什么成都草堂、南京夫子庙、我故乡劳什子的纪念馆之类题词写联。若看你大面子，一开此例，何以为绝呢？这是二。对不起，又使你碰了个软（硬？）钉子。你记住，我是像Geothe Faust里的那个魔鬼，对什么事物都说：'不行！''不对！'的。"
  
  有一回，我看到《随笔》刊登了杨先生为新出散文集写的序言，就给杨先生写信，希望能先发表几篇未刊的文章。杨先生正病后疗养，由钱先生代为回复："零星转载，大似旧戏中角色未出场先唱一句，官僚未上堂先咳嗽三声，已成时流惯例。愚夫妇素无此排场，偶然被编者强自专擅，实乖本愿。"又说："足下雅人，'无一点尘俗'，何必蹈报人补白常习，出此下策！'所请不准'，正是另眼看待也！"
  
  见月饼徒生“眼里火”
  
  钱先生去世已四年多，回忆纪念文章发表了不少，很多作者都是钱先生数十年的老朋友或学生，自然有相当详实的内容。我写这篇文章，只能如钱先生所说的日月下的爝火。但钱先生先后写给我的十来封信，都像他的散文、他的谈话那样妙趣横生，在此不妨多引一些。 有一年中秋前，我寄了两盒月饼给钱先生，马上获钱先生的回信："衰病以来，口腹之欲大减，眼馋涎滴，如高衙内见陈丽卿之徒生'眼里火'。兄一片美意，不料作成我为Tantalus，一笑。"但随即又收到他的来信，说："本想报告你，我不是圣安东尼，经不起引诱，还是吃了一个惠赐的月饼，好吃得很。但还有克己工夫，见好便收，送给我女儿的侄子等分吃了！此外，我只吃了一个汕头送来的绿豆月饼，也算尝新。'想当年'（其实是六七年前我大病之前），真有今昔之感，Coleridge诗所谓：'WhenIwasyoung／Ah，WoefulWhen！'""拥有那么多宫女，可惜是个太监"
  
  1992年11月，我又去北京组稿，给钱先生打了电话，希望能再去拜访他。钱先生同意我去，但在电话中约法三章：第一，不能送礼；第二，不能照相，他说年轻人总喜欢找老头子合影，把老头子当陪衬人，他不干；第三，不能写报道。我当然一一答应。
  
  第二天，11月18日，我再次走进钱先生家。钱先生与我并排在书房兼会客室的沙发上坐定，问我此番到北京有何公干。我说，看望老先生。钱先生说，老头子有什么好看，不如看看年轻的女作家。谈到《读书周报》，钱先生说，报纸很精彩，可以看到老人的不可靠回忆，年轻人的互相吹捧。
  
  那时报上正为《围城续集》吵得热闹，我给钱先生看一张报纸，上面说续集曾得钱先生同意。他说，这是吹牛。他给我看了一份出版社的道歉信，毁版、赔一万三千元。钱先生也看了续集，觉得太差，读不下去，但也犯不着为之发火。台湾一家报纸说他大光其火，所以报纸上的话都靠不住，说不定几十年后有人会把报纸内容作史料，可见不可信。 我向钱先生请教他对几个文化名人的看法。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在《谈艺录》中曾讲到，若王国维真的看全叔本华的书，就不会用来评《红楼梦》了。王国维从日本了解西方哲学，自比严复的眼界要宽，但严复海军出身，能了解西方（主要是英国）哲学，已是相当不容易了。他说林琴南有首诗，写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林半夜去给严通风报信，让严连夜逃出北京，才免遭劫难。 对陈寅恪，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陈寅恪注钱牧斋的诗，漏注一处，即《管锥编》中引的《楞严经》的出典。他说陈寅恪懂那么多种外语，却不看一本文艺书，就像他以前说的比喻，拥有那么多宫女，可惜是个太监，不能享受。
  
  （李洪岩案：为这事，有人在《中华读书报》上公开对我叫骂，我觉得他有做傻子的权利，就没有回话。有朋友告之，方×子的网站上也有文章为此骂我，理由是陈寅恪还送书给钱锺书呢！怎么说钱锺书会“瞧不起”陈寅恪？送书与否，居然成了瞧或瞧不起的理由，真新鲜。披露一条新闻吧。昨天，我的老师从韩美林大师处来，拿出一本《美林》说：韩老师此书共送出6千本。6千本，共计一百一十八万八千元。不知受此书者是否都被韩大师瞧得起。）
  
  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我说他在美国回答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钱先生说："不过是应酬。那人是捧张爱玲的。"杨先生在一旁说："劝他不要乱说话，以免被别人作为引证。"钱先生说无所谓。又说到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打了败仗回来，李鸿章的女儿写了两首诗："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钱先生一边念一边还用双手做着眼泪汪汪的样子。
  
  （李洪岩案：在美国谈张爱玲，钱锺书并未否定。那么，在美国谈冯有兰、吴组缃之类呢？就是水晶伪造的了？事实证明，杨绛的多心并非多余。果然，“别人”还就真的“作为引证”了。于是，钱锺书在美国便这没有说过、那没有说过了！钱先生是好汉。好汉做事好汉当。瞪眼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钱锺书可不是这号小人。）
  
  对胡乔木，钱先生还是很有好感的。文革后，胡乔木问他有什么著作，他说写了《管锥编》，胡想看看，钱先生就挑了几段给胡看，特别挑了谈宗教的那段，觉得可能与正统看法不一致。不料胡乔木看了大为欣赏，全力促成出版。杨先生说《干校六记》的出版也全仗胡乔木的支持。 谈到钱穆，钱先生拿出一本，《钱穆纪念集》，翻给我看：有钱锺韩的题字，有钱某某的题字，没有钱锺书！他还说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内容都不准确，书中说在常熟遇见他，可他从未到过常熟。钱穆有一本书的序言，是他在十几二十岁时代他父亲写的。言下颇为得意。
  
  (李洪岩案：刚刚读到《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第133页记载胡乔木的话：“四项基本原则要是可以放弃，只有我们解散共产党。……钱穆回来不回来，不值一文钱。”呜呼，一厢情愿的知识分子呀，怎么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可怜呢！)
  
  我又与杨先生谈起杨必，问是不是有人想撮合杨必与林同济？杨先生说，没有这回事。抗战前，钱先生和杨先生曾与胡适在陈衡哲家有过一次Teaparty，林同济带着他的前妻也来，所以见过林同济一面。我听说杨必很喜欢读《儿女英雄传》，所以文笔受其影响，很流畅。钱先生说，没听说杨必怎么喜欢这本书，但他却很喜欢。
  
  钱先生说自己身体不好，晚上睡不好觉，前列腺也有病。每周住两天医院，平时跟杨先生练鹤翔功。
  
  我看到钱先生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外文书，旁边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英文笔记。前一次去拜访的时候，钱先生就给我看过他的几本笔记，其中有一本是他文革中患病时记的，十六开的本子上大字歪歪斜斜只记得下三四行。现在商务印书馆要影印钱先生的全部笔记，应该也会收录这一本。
  
  临别时，杨先生说，天气阴暗，但愿不要下雪。我说正盼着下雪呢。杨先生说，现在北京已没有什么雪景可看了。我说以前曾用雪水泡过茶，但水很脏。钱先生说，那是诗里写的东西，还是让张爱玲去抒写诗意吧！
  
  杨必怎么会向傅雷请教
  
  我与钱先生就见过这么两次。我在上海隔几个月会给钱先生打个电话问候，钱先生在电话中也很健谈。有一次我们报上刊发了一篇枕书先生写的回忆傅雷的文章，其中说到杨必翻译《名利场》时经常向傅雷请教，钱先生说这是不可能的，杨必有问题总去问他们，怎么会向傅雷请教呢？他和杨先生两个人争着说了很多傅雷的事。后来杨先生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纠正枕书文章的说法。
  
  1993年我再去北京，钱先生身体更不好了，只在电话中聊了几句。之后钱先生来信说："愚夫妇因病（杨绛病尤复杂）谢绝人事，每周常课，惟上医院。驾来未能见面为憾。"我在上海的旧书店里买到一本英译苏东坡集，是已故英国文学专家方重先生的遗物，不知怎地流落到旧书店。这本书由英国人Le Gros Clark（中文名字李高洁）翻译，他太太配木刻插图。据介绍，钱先生曾为此书作序，但我买的是初版本，没有钱先生的序。我写信给钱先生询问，钱先生回信说："Le Gros Clark乃当时SarawarkBorneo（文来？）的Governor（英国殖民高级官），由其老友德国人（清华教授）先请我介绍，又审看译文，为再版作序。其夫人才貌双全，我们在英时，他们回国述职，特请我们在牛津大饭店晚饭。其弟为牛津生理学教授，亦请我们吃饭。以后又通过几次信。我们去法国后遂失去联系。想其夫妇皆已去世。'李高洁'乃其自用汉名。"
  
  这是钱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此后钱先生住院治病，也无法在电话里交谈。我过一阵子打电话去他家询问钱先生的病情，有时是杨先生接的电话，好几次是钱媛女士接的。杨先生不太愿意谈钱先生的情况，但钱媛女士谈得很详细。再后来听说钱媛女士也因病住院。据介绍，这本《我们仨》是钱媛女士在病床上开始写的，但仅写了五篇就去世了。两年后，钱先生也故世。
  
  留下杨先生一人，“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先生为杨先生构思中的小说所写的诗句），不仅整理了全部钱先生的手稿，又接着钱媛写完了这本回忆录。
  
  我在这里以一个与钱先生有过短暂交往的后辈，感谢杨先生所做的一切，也衷心祝愿杨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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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4-02 23:38:20 红发安 (爱所有人，信少数人)

  写的好，总结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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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4-03 00:02:28 红发安 (爱所有人，信少数人)

  说来好笑，还是陈子善老师推荐才看的＜万象＞，却一直爱着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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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06 10:01:08 六當齋主人

  《萬象》我追讀了六年，但我讀了也收藏了它出版的全部一〇〇期。真的是非常不錯的一本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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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16 15:47:18 红色手提袋

  写的好，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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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16 22:15:58 Edifier (被车撞了一跟头，歇了~)

  2006-04-02 19:35:48 自在 (上海)　　这篇有趣：
  　　
  　　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
  　　--《我们仨》出版之际想起钱锺书
  　
  
  在美国谈冯有兰、吴组缃之类呢？
  　　
  　　真好文。错了个字，不介意俺提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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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19 00:44:57 Akuai

  接触万象不到两年，但非常喜欢，今天刚在广东美术馆里买了一月号和错过的1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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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22 06:45:34 ida

  钱钟书，还真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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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22 07:29:14 沙之白 (折腾)

  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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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31 19:28:38 小舞

  恩 钱钟书还真够拽,瞧不上张爱玲,可是,张爱玲的小说好看得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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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31 19:35:55 Scheherenzade (Don't be.)

  倪匡以前说，小说只分两种，一种是好看的，一种是不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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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31 21:22:32 锦 (像神马一样活着)

  我想收集所有的，可我自己有的只有2008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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