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眷村与眷村情节 (转载)

前言：眷村的起源

　　民国三十八年，一群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人随着国民党政权大批抵台并群聚而居。据传当时为了方便薪资米粮散播全台，所以办理集合式的「眷村」。由军、公、教、中央民意代表按职等不同抽签取得各种坪数、等级不同的无产权宿舍。

　　韩战前后，浙江大陈岛全岛居民追随国民政府迁徙来台，随后也有部份韩战士兵来台投靠国民政府。这二批在当时被界定为「有情有义」的群体随即被安置在「义胞新村」居住。至此，集合军、公、教、义、中央民代等五大阶层的眷属宿舍开始散布于台湾各地，台湾本地百性则围绕着眷村设立日用品交易集合市场用「以物易物」方式开启与眷村的经济活动。

　　有关眷村的兴建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从民国四十五年至民国五０年代止，这段时期陆续兴建的眷村，称为早期眷村（老旧眷村）。民过四十五年发起的军眷筹建住宅运动是整个住宅计画的开端，由当时第一夫人蒋宋美龄指示妇女反共联合会发动「民间捐款」以兴建军眷住宅，并以「捐赠」方式转交给国防部分配安置军眷居住。

　　紧接着的十年间，平房式军眷住宅一共兴建了十期，共计三万八千一百栋，眷舍完成交则由妇联会办理赠交仪式，交由国防部配住。

　　这些由「民间捐赠的住宅」，分布在台湾全省，眷宅的捐建成为凝聚军民共事的模式，也成为款待外宾的重要基地。

　　台湾眷村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特殊性的背景，它是民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同时也是一种「被迫型政治性人口移转」。

　　有关眷村的生活方式、建筑景观及人际关系的种种，不仅是民国三十八年以后，六十万大军在台湾的真实生活写照，眷村的变迁也是台湾五十余年来重要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中，眷村人发展出一套彷佛置身于台湾社会之外的性格与情节，本文将就此一特殊氛围下所产生的情节与杨德昌的作品及生平做一讨论。

二、　　被迫迁徙离乡的宿命性格

　　杨德昌曾说，他的父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代。这一代外省人都因为战乱离开家乡，毫无祖产，随政府来台，完全靠劳资来建立生活。这个描述可说是眷村人的写照，发展在心理层面，培养了外省第一代的独立性格、却也造成第二代的人际关系疏离。杨德昌就曾剖析过他自己的状况：「到现在还没办法很熟练的和长辈应对，回想起来，还是因为家庭组织太简单。」眷村第二代就在这样没有亲戚却有很多邻居的环境下生长，并由邻居身上发展对亲人的认知。

　　第一代的眷村人在时代及岁月的转变中虽然心里还有一点反共复国回家乡的盼望，但为了生活，他们陆续开起面店、卖着烧饼油条，扮演起放下枪杆后的台湾百性角色。面对与竹篱笆外的都市化及经济发展，这一代眷村人只能以虚构的家乡来填补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

　　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小说中适切的描写出这一代人的特色：「他们总习惯于把逃难史以及故乡生活的种种，编做故事以飨儿女。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以及经过十数年反复说明的膨胀，每个父家母家都曾经是大地主或大财主，都曾经拥有过十来个老妈子、一排勤务兵以及半打司机．．．．．。5」这样的描写，除了道出这群经历战乱的眷村人不甘于落脚在这个小岛上之外，也道出了他们面对实环境的无法抵抗，将宿命的安排与生活无奈的情绪都推给一个不存在的虚无。

　　这样两代的眷村性格特征在杨德昌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着墨颇深，主角小四的父亲（张国柱）饰，是一个经历过八年对日战争的台湾外省第一代，随着政府迁徙来台，却被政府分发住在一个敌人留下的和式住宅中，过着公务员制式的生活。原本在公务上十分正派，强调光明正大与原则的小四父亲因不愿与同僚汪狗等人同流合污，被陷害后遭警备总部软禁约谈。杨德昌在这段故事中描写出外省第一代因经历战争、看尽家破人亡的事件后的一种对命运无力抗拒的感受，只有惯性的在制式生活中运作。片中小四父亲在被软禁时，面对一个未知的禁锢模式，他和情治人员对话的第一句仍是强调「我要去上班」。在突如其来的释放后，他走回家前却踌躇不敢进门，似乎是不知如何处理这一段生命中莫名的经历。始终保持着惯性生活的夫妻俩在小杂货店遇见时没有兴奋之情，反倒显露出一种陌生的讶异。

　　镜头切换回日式家中后，夫妻俩静默的对坐，小四父亲没有交待这段空白时空的一切。一开口打破沉默时，仍是一句「我该去上班了，衣服有没有帮我烫？」重复的对白，又再度道出剧中人不愿面对变动的局势，只想回归不变命运的感受。甚或在夫妻俩最私密的枕边对话时，他仍乡愿的表示「这样也好，局里的工作交给别人作，我也省得麻烦。」再再都道出外省第一代不愿面对命运挑战的特性。

　　为了怀疑汪狗的友谊诚实与否，小四父母发生一阵争吵，在这段铺陈中，小四父亲终于打破伪装的坚强和镇静。他语带哽咽、真情流露的与太太对话：「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妳跟几个孩子，不要再吓我了。」小四母：「只要你不怕，我什幺都不怕，以后全靠我们自己了。」这一小段的对白，毫无保留的剖析了外省第一代来台后，没
有父母、家产、也没有任何人事背景可靠的无助与无力。换句话说，原本在一个熟悉环境中成长，有一定的人事身家背景，也有父母亲保护的人，被迫面对一个未知也毫无管道与人事背景的世界，真情流露是透露出心中的不愿，独立的特性其实是包裹在不得不接受事实的无奈，眼泪只能成为暂时的慰藉。

三、 　　至死不渝的「祖国认同」
眷村生原是军队生活的后勤，让为国奋战的将士有一个家的所在。眷村里，军队的精神又集体化和制度化了村内子弟的思维。充满着圣战使命的氛围，让眷村人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自然不同于竹篱笆外的世界14。这点可以从眷村人常把村外人统称为「老百姓」，与自己的军籍背景相区隔的方式了解。

　　眷村人的集合是以「反共复国回家乡」为目的，对于所生存的土地台湾却着墨不深，他们可以侃侃而谈大陆家乡的历史和地理，却不知道淡水河的长度、曾文水库的集水量。表现在生活中的态度就成为不轻易置产的「过客」心态。第一代眷村外省人在台湾随着时间渐渐凋零，不少人在离开世间前还坚持着一辈子的使命感和回到家乡的梦想。

　　虽然对自己的祖国有着强烈的认同，但是眷村人的「家」到底是神州大陆、还是在台落脚的村子，或者是台湾现代的城乡？他们不断的在对国与家的概念定义，试图在台湾这块土地寻找一个生存的合理性。

　　对于眷村第二代，他们的父母将生命延续以「台生」或「台华」的名字，这些人被刻画了共同的未来，他们一生都必须记得，有一个「保家卫国」的使命。眷村子弟在忠党爱国的家教及江湖义气的友谊，外加派系伦理的村教下，培养出率直、冲动、重感情，好逞强的个性。马革裹尸气豪壮的战争想象对他们而言是憧憬也是梦魇，并不时反应在生活之中。从小时候的分成两大国玩武侠杀刀，两国头目各自拼命拉人充实国力的游戏，到长大后勇于聚党斗狠，抢夺地盘的行为都是眷村中所营造出的特殊氛围。

　　在眷村人的心中，土地与国家意识的重要性从未降低，所谓反共复国事实上就是一场土地所有权之争。当初仓皇来台的眷村人，依靠政府有限的照料，在那个台湾经济尚未起飞的年代，尚可自足。加上当时氛围是以反共回乡为首要，苦一点也过得去。只是随后进入的台湾经济成长黄金期，让不少本省籍农家靠土地增值致富，外加回乡无望，使得这群当初最爱国的眷村人因贫穷转为对社会的怨怼，成为他们挑衅社会的原因。

　　如小说《卡门在台湾》中的眷村人阿宝所言：「外省第二代在台湾能搞出什幺名堂？没有钱又没有地。想要出头，不是向老头子的威权靠拢，就是向土财主的金权投降。」就适切的道出了外省第二代对于「土地」观念所付与的特殊又复杂的意涵。

　　在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就充满了眷村情节中「重义气、重情感」的特质及对地盘利益争议的概念。主角小四被塑造成一个血气方刚，又有正义感的外省第二代，对于好友小猫王和喜爱的女生小明都流露着真诚又实在的情感。另一位从村子中出走，与本省帮派合作的通缉犯HONEY也是一副披着披风，豪爽重义气的大侠风范，再再显示阳德昌刻画人物之细腻。

　　对于帮派及土地的意识型态在本片中也多有着墨，「中山堂」成了二一七眷村太保帮老大「山东」及及后起之秀「滑头」所带领的公园太保帮两个帮派间利益的集合地。

　　二一七眷村太保帮常聚集的撞球间、公园太保帮的冰果店都成为影片中各自占据的「地盘」。甚至剧中的通缉犯HONEY，单枪匹马前往中山堂「闹场」，最后被山东出奇不意的推向马路给车压死，背后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一个地盘及它所带来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代表着外省第二代矛盾族群意识的HONEY，在六０年代那个不确定的气氛中，似乎早一步嗅出了村子内外的差异，跨出省籍框架，和本省挂帮派合作，他曾经语重心长的说：「和那群眷村的混，不会有什幺出息。」这一句话透露了当时的一个时代氛围，在台湾经济渐渐起飞之时，还忙着复国反共的外省族群似乎错过了这一段和历史一同成长的
机会，他们为「祖国」筑起的竹篱笆阻隔了和台湾这块土地的情感，而HONEY则代表着一个新意识的觉醒，只是杨德昌在片中让这位唯一有远见的老大惨死街头，似乎也预言了在时代潮流中以不变应万变的眷村族群所将面对到的困境与挫折。

眷村的外省第二代之所以成为台湾社会漫游者，原因在于他们受到第一代眷村人对于家国认同不清，和回到故乡原点的祈盼所影响。眷村第一代对于被定位成「暂时落脚」的台湾没能多作了解及互动，始终靠着竹篱笆内同僚的相互慰藉，直到终老。朱天心曾在她的作品中提出为何这群人始终无法深耕台湾的见解：「原因无他，清明节的时候，他们无坟可上．．．．．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

　　她也描述了眷村中特别又局限的「台湾经验」：「大概非眷村，或六十年代后出生的本省外省人都无法理解，很多眷村小孩在他们二十岁出外读大学或当兵之前，是没有「台湾人」经验的，．．．．．至于为数众多的大陆籍妈妈们，十数年间的唯一台湾人经验就是菜市场里那几名『老百姓』，因此她们印象中的台湾然大致可分为两种：会做生意的，和不会做生意的」。

　　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在台湾出生、长大的眷村第二代，虽然从小仍接收着保家卫民、回归家乡的观念，却在步出竹篱笆后看见了不同于想象中神洲大陆的世界。

　　「她渐渐习惯那些丰盛却奇怪的菜肴，也一起跟着农家小孩挤看野台戏，听不懂戏词但随他们该笑的时候一起笑。从不解到恍惚明白他们为何总是如此笃定怡然。村子里的孩子，或早或迟跟她一样都面临、感觉到这个，约好了似的因此一致不再吹嘘炫耀未曾见过的家乡话题。」朱天心的笔触适切描写出一个眷村小孩随着年纪增长，步出那个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围墙之后所看见另一群被称为「台湾人」的人，并渐渐了解自己生活环境不过是这个真实世界中的一小部份罢了。

　　这使得眷村第二代发展出一套生存法则，眷村文学作家苏伟贞对此有精辟的描述：「他们的父母一口乡音，他们关起门来和父母以籍贯上的语言对话；出得家门，在巷弄学校里和邻居孩子们讲各地方言。出得村门，他们讲国语客语或台语。很小，他们就像活在外国。」而身为外省第二代所背负的家国认同问题及身份问题，让这群人生活在与环境看似融合却又时时对立的处境之中。面对村外世界，眷村第二代了解如果再留在村里，那只代表了他「走不出去」。上述例子让眷村二代漫游者的特性明确显现出来，他们生活在充满意识形态，步调缓慢的村子中，并且了解村外的世界是无法以父母亲的步伐基调去行进的。于是学会带着乌龟漫步于村子围墙内，并体验着如何在围墙外跨步赶上社会的脉动。

　　这群人逐渐成长后，发现村子中曾经意气风发的叔叔们已是白发苍苍。胸怀大志的眷村第一代最后却只落得一辈子沾满兵工厂的油污和加工区的塑料味。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想走出一条路，一条不同于曾经左右着他们成长经验的长辈们曾走过的路。

　　朱天心描述了一个眷村女孩在成长过程中所体验的现象：「她所熟悉的兄弟姐妹们，基于各种奇怪难言的原因，没有一人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的念头．．．．．很多年以后，当她不耐烦老被等同于外来政权指责的『从未把这个岛视为久居之地』时，曾认真回想并思索，的确为什幺他们没有把这块土地视为此生落脚处．．．．．」在她的笔锋下，适切道出眷村第二代的命运是时时飘移于竹篱笆内外，在两者间不断思索、推翻，再适应，并终其一生离不开已深深附着于脑海中的眷村意识。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一家人，就扮演了不同内涵的台湾漫游者角色。他的父亲虽然摆出公务员风骨，及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面对一个政治、社会纷乱的台湾社会，到最后仍难抵挡被朋友出卖，开始认真思考在台湾的未来。杨德昌也适时的在对话中加入汪狗以上海话与小四父亲的对话：「看现在这个情况，我看是不太可能回得去了，我们总要为自己未来打算。」这句话道出一个时代的不安及转变，让这群因战乱来到一个陌生领域的外省第一代开始为「未来」设想。小四父亲扮演着「无梦」的一代，这在大多数的外省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一方面仍沉醉在回到家乡的祈盼里，一方面则惯性的漫游在台湾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中，被时代的步伐推着走。像小四母亲鼓励先生去接触做生意这条路，就是一种因时代氛围改变而做的盲目尝试。

　　至于小四，他扮演着一个背负着父母望子成龙的期望，又生活在现实这个被帮派利益扭曲世界的外省第二代。在片中他的一些同侪们开始在一个压抑的六０年代寻找「梦想」，漫游在学业、帮派，家庭之外的音乐世界，包括小猫王及小公园帮的电星合唱团都在寻求一个歌唱之梦，爱秀敢玩。

　　小公园帮老大HONEY被杨德昌塑造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外省二代漫游者特性最为显着的典型。他不同于一般国中毕业后便往军校里钻的外省眷村子弟兵，反而成为一个社会法理不容、穿著海军披风的逃兵通缉犯，并不断在台湾南北跑路，躲避警方追察。在此同时，他更打破了当时外省二代因意识形态阻隔而形成莫名强烈的种族意识，转向和本省挂称兄道弟，游走于自己所带领的小公园帮和本省帮派之间，寻找一个新帮派利益结合点。而他最后为了不拖累帮派中的弟兄，单枪匹马挑衅二一七眷村太保帮的行为，似乎颇有武侠小说中的侠客精神，只是在片中六０年代那个金钱游戏高于一切的世界中，这种壮士断腕、一对一谈判的风格就显得太过突兀。他全身上下的传统「帮派精神」没想到最后惨死在一个新世代利益挂帅不守「江湖道义」的人手里，被太保帮老大山东推向一辆不知名的车轮下，结束片中这个漫游者特性浓厚的角色演出。

眷村就像是败战政府的纪念碑，象征着一个时代充满挫折的悲剧。政府藉由建物改建与文化遗忘来转化这群人所带来的浓厚灰色氛围。这使得眷村两代居民对于过往，无法有一个完整记忆，只能藉由属于自我「物」的片断去做拼贴回忆。

　　眷村第一代被战争逼迫离开家乡，并且因时代法令限制失去所有亲人的连系。「家」的一切变成只存在于心中某个角落的片断回忆，父母的形象只剩下仓皇撤退中压在行李箱底的两张泛黄相片。为了反攻计划，他们关起门来生活在眷村之中，也因为如此，对于台湾老百姓的认识也是片断的。回想起年轻在台湾的生活，除了兵工厂、军队，就是村子。这些人也因时代的氛围及卷标化的结果成了一江山之役、台儿庄大捷，甚或被加之于身的原罪二二八事件的回忆之「物」，即便绝大多数的眷村人对于上述事件是置身事外的亦然。

　　对于眷村第二代而言，从小就注定要活在一个碎裂的命运和记忆之中。张启疆曾在《君自他乡来》中提及：『你们的身世之谜另有一说：「你们的父亲是时代的遗腹子，你们算是偏房所生。你们的故事开始于出生前，连同大难不死的父亲，分别遗弃在码头和对岸的码头。」』

　　这个说法，把眷村两代间对于回忆及身世做了一个残酷的描述，也说明属于眷村人的一切，被战乱硬生生切成片断的事实。第一代对于家乡的回忆及村外世界、第二代对于眷村长辈们口中的国与家以及接触到的台湾社会，都成了一个个拼凑画面。

张启疆在刻划消失的眷村时也曾写下：「你想得太多了，这里就是我们家，你忘了，你曾从这里搬出去，又搬回来，只不过从正义新村变成正义国宅。你不是说，现在的位置恰巧是老家的旧址，睡的床几乎就是小时候摆放摇篮的地方，只不过从一楼升高到七楼」的句子。村子不见了，但真的不见了吗？同样的一群人回到同样的一个地方，对于村子的记忆仍无形的附着于被架高的建筑之中，对老家，对过往的一切，其实还是随着眷村人的存在而存在，即便怪手早已无情的夷平了一根主梁串联如传声筒的眷舍巷弄。

　　班雅明对非自愿性回忆的历史「废墟」概念在村子被移平后提供了眷村人一个填补心灵的方式。他写道：「你的词语被剥夺了力量，你被打成了碎片，自行作为一道惨淡的影子而消失了。你央被允许与一幅画结合，这时，一个深刻的寓意就会帮助你掌握那被隐藏的。」

　　张启疆将消失且无法弥补的眷村历史透过「废墟」概念加以呈现：「假设这位原住民－妇联新村出生，长大而后搬离的子弟，骑着黑色豪迈一二五专程或偶经昔日故乡，这时『废墟』的意义又有所不同：一枚落叶可能勾起夏日黄昏的捉迷藏记忆，地上一片污渍也许是某年械斗的留痕．．．．．毋需藉由放大镜，回忆本身即是具备显微的效果。」这席话似乎想要藉由班雅明所提「物」的灵光闪烁，唤回过往非自愿性回忆的片断画面，慰藉在村子「消失」之后的眷村人们找不回的记忆。

　　杨德昌影片中的「废墟」概念

　　杨德昌的电影不爱使用一般西方好莱坞的「建立镜头」手法。从影像的观点来谈，就是将画面切割成不完整的片断，并由片断去建构属于观众自我的「场景」。在加上附着于影片本身的氛围，如《恐怖份子》的婚外关系、出卖朋友，恶作剧的电话等等组合，将影片营造的都会不安感受藉由这些元素呈现出来，让观众能自然透过这些片断又隐喻的信息去搭配真实生活中的经验思维及拼凑出属于自我意念中的「恐布份子」。

　　黄建业曾论及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片是「小社会放大的人性观察」。他强调虽然这部电影是以青少年帮派间的利益斗争为铺陈主轴，但却不曾陷入帮派电影的呈现模式。虽然整部作品有HONEY及二一七眷村太保帮的死亡灰色情节，却也藉由人物性格的片断特色搭构成非自愿性回忆的「物」，让观众能够藉此一窥台湾六０年代的特殊氛围。这里面包含了小猫王、电星合唱团追求的美式摇滚及蓝调音乐、小四大姐的美式生活习惯－早上洗澡，都让台湾社会受到美国文化冲击的那个时代再度呈现在观众之前。

　　当然，帮派间的勾心斗角、及已被利益扭曲的地盘之争，勾勒了真实社会中的无情与写实，也逐步将上一代的政治、金钱等利益关系延伸到生活在台湾的第二代眷村人身上，让观众透过一部电影的银幕时间及片断氛围的建构去回忆起那一个充满变动不安的年代。

　　五、结语

　　班雅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当下」这个概念。这个当下不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当下里，时间是静止停顿的。这个当下界定了他书写历史的现实环境。

　　所谓的「眷村」或「家乡」在时间流逝下对这群漂荡于的竹篱笆内外的人而言已不再重要，虽然他们都会在无意中强烈的回想起那些零碎的回忆。

　　国宅盖起来了，曾经在白蚁啃食木头声陪伴下苦读的眷村第二代及为国奉献青春、现在成了老弱残兵的外省「老芋仔」都有了共同的「新家」。那些巷头吵架巷尾讨论、张家炒菜声和着李家麻将声的画面可能永远消失在台湾的影像地图上。但，这些回忆，却可能经由一句道地的家乡对话和熟悉的邻居笑容中再次回到眷村人的脑海。也会像被班雅明赞颂的「伟大的废墟」永远竖立在这群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