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兹洛短篇小说《茹兹的陷阱》

茹兹的陷阱 作者：克·拉斯洛 来源：小说界 2006-1期


　　A→B
　　
　　当最后一辆——我每天清晨六点五十二分都要准时赶到溪边桥头的汽车站搭乘的——早班长途车在早上七点准时将我们卸在海依尔岱克火车站（原名“Jedem das seine!”）狭长的站台上时，这股由我们汇聚成的、蓄势已久的客流——稍许滞涩，但犹如从地心深处喷涌而出地——熙攘着泻到那块夹在售票室、书报亭和寂候已久了的列车之间的三角地带。趁着列车启动前剩下的最后一分半钟，大家根据各自的兴趣，或是吸一支卷烟，或是买一份自己喜欢的报纸，或是像那几个经验匮乏的新乘客一样在车厢里为自己抢占座位，这一切对我来说，都觉察不出有任何的异常。跟往日相似，这一天也是在极度协调和宁静中平和地开始，而且我在自己意识的最深层听从着某种明确的、发自内部的指令，要知道，安全是服从纪律的结果，就如同“需要”与“奖赏”，这是一种脆弱的、听由他人评判的宽容关系。我们家的最新宠物是那只总在清晨六点二十八分将我们从失眠的梦里惊醒、并能将响铃调到一分钟之久的闹钟，从床上爬起来，我先是蹲在温暖的厕所里享受片刻迟钝的放松，接下来是在盥洗池前的摸索以及冷水的刺激，最后我一溜儿小跑地赶到溪边的桥头，腋下夹着一只公文包，公文包里放着疼我的妻子在凌晨为我匆忙备好的课间早餐。对我来说，这份早餐就是主的恩惠和天使关爱的见证，它不但驱散了我因为早起而导致的苦涩懵懂，还使我在无措中看到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萌发出一个冷静的决心。当我将自己塞上那辆准时进站的长途车后，刚才那些愚蠢的抵触情绪已经荡然无存。到了火车站，我怀着一种愉悦的心绪裹在站台的人粥里，耐心等待列车会在七点零二分准时发车。调度员吹响了哨子，就当我刚要抬腿登车的刹那，我猛地回过头张望了片刻。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我都无法就这个动作向自己做出解释，假如我不想寻找任何滑稽、牵强的借口推脱这个由于自己的愚蠢而引发的事件责任的话，这个蓦然回首的举动完全出于被动和偶然，是一种意志涣散时的灵魂脱壳，是一个人遭人盘查时感受到的愤懑、怯懦和无奈。那个人站在离书报亭仅有两三步远的地方，背对着车站斑驳的墙壁，正用一种含蓄失神的目光审视着我们这群为了抢到一个好座位而相互推攘、或仅仅为了三刻钟的旅途而拼命挤车的人们。那人穿了一件旧风衣，头发梳向脑后，脚下是一双穿烂的旧鞋。也许我以前遇到过跟他相像的家伙，但是以前每次我都能保持自己的性情而不被他人驱使；有时，他们甚至能够逐渐激活我已然迟钝了的性情，并使我重新掌握哪怕仅仅一点儿的中枢自控能力。然而现在，我简直无法将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我的腿如铅铸一般。车厢铁门在我眼前猛地撞上，列车以疯狂的速度驶出站台，转瞬消失在通向首都方向的、神秘蜿蜒的迷宫里。当时，我没有找到，根本也没想找到任何解释，只是震慑于那副危险诱人的目光（那是一种闲逸的温情或执意的警告？还是某种痛苦不堪的仓皇无措？），就在那短短的瞬间，一阵惶恐将我吞噬，我意识到了由于自己未能赶上七点零二分列车所导致的严重恶果：下趟列车将在七点三十二分发出，我今天上班至少将迟到半个小时！逐渐升级的怒气使我将积在胸中的所有怨愤都发泄到那个陌生人身上。我猛地转身，恨不得将那个该死的家伙咒入地狱！我束手无措地在一倾而空的火车站里上下踱步，烦躁在体内成倍地膨胀：等一会儿，我该如何应付老板习惯性的严厉责问？（“喏？”）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我眼前痛苦地爬行，显然，这种等待的结果只是逐渐增添我身心的重负。终于，我乘上了那趟七点半启程的列车。随着火车缓缓离站，担心迟到的焦恐不仅使我忘掉了那个可恨的家伙（事实上，那个男人早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甚至我连一句能够为自己开脱的愚蠢谎话都编不出来。感谢命运对我格外宽容，我终于未被察觉地坐到自己办公室内的写字台前，一位同事宽慰我说：除他之外，公司里没有人注意到我的迟到。突然，我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并开始加倍卖力地工作：我以超过预想的速度处理完一份又一份的材料，并且一趟又一趟地往老板办公室跑，以求得到新的指派。公司老板被一个谈话耽搁，他到公司比我还晚，因此，他不仅没有猜到我上午的迟到，反而对我非同寻常的勤奋感到困惑。到了下午五点，我逐渐忘了自己早上的过失，当老板跟往日一样宣布下班的那一刻，我彻底感到：在这个由问题和麻烦建成的世界，其实没有任何东西能对自己来之不易的位置形成真正的威胁。回程列车在傍晚六点零七分准时到站，车顶的“辫子”正在脱线，令人惊诧的是：当我跳下车厢的刹那，我又意外地看到那个曾在早上见到的男人。那人站在书报亭前，正用与早上一样饱含动人激情的眼神注视着我们，乘客们一个紧跟一个地下了车，然后又井然有序地散开。人们这种无须监督、无须鞭策、无须喝喊、无须训教、出于自省而每日遵循的秩序，体现了一种无可非议的高雅。尽管我早上的那股怨愤没有重新发作，但是一股突然萌发、难以克制的好奇心再次使我丧失了自控，因此，我决定跟踪他，不惜再冒一次内心失重的风险探出个究竟。莫非我真是出于好奇才决定跟踪？更确切地说，我兴奋得象一只警犬，终于找到可以凭此追踪的气味。我匆匆走过报亭，沿着狭长的站台踱步，随后坐在车站另一端的厕所门口。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过度的兴奋搞得我肠胃痉挛，我在第一眼看到那人时，就已经清楚地察觉出：从他的骨髓里辐射着一种高傲，而这种高傲是对一切如出一辙、完美无缺的思维的讥讽，是对一切高级意志的践踏；似乎惟有这种高傲，才能在这个毫无生气的世界上重新拨亮这堆行将熄灭的烬火。六点三十二分，下一列客车准时进站了，男人突然离开他一直靠着的报亭护栏，从容地点燃一支烟，然后从站台的深处朝铁轨边缘走去，乍看上去，他好象在等什么人。但我很快意识到：他谁也没等。就当旅客们逐个从列车上下来，那人忽然背向人群，迈着悠闲的步子沿着站台走开了。他从我跟前经过，下到那个唯一通向城里的地下过道，很快又重新冒出地面，顺着长街，经过邮局，径直朝前走。我不假思索地跟着他向市中心走去，与他保持了二三十步的距离。尽管我很明白自己是在盲目跟踪，但我还是以最快的速度竭力从记忆里搜集出一切可能有助于这次行动的经验，丝毫没有考虑任何难以预测的危险。这样一来，积聚了一天的紧张骤然升级，终于将我推进一个接一个的全新境地：假若他现在钻进哪家酒馆儿，我会十分兴奋地断定“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然而，那个家伙却停在了酒馆对面烤鱼店的售货窗前，他喝了一杯冷饮。后来，当我随他来到一家诊所门口，又有一个念头突然袭来：那家伙肯定得了某种不可救药的绝症，他对刚刚得到的诊断结果非常清楚，现在正要去看医生。很快，我的这个猜测也落了空，男人突然转向了溪边，并且心情愉快地撩着爽冽的溪水洗了把脸，看上去象是一个朝气勃勃的体操教练。我意识到，自己真不该为这些无端的揣测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决定借着尚未淡漠的好奇心继续跟踪，直到揭开他神秘的面纱。莫非这个家伙真的只是在随意闲逛？当然，对于这类怪人来说，这也并非绝不可能。不过他的举止实在令人费解：象他这样心不在焉、舍本求末地专注于街头的所有景物，恐怕没人猜得出其中的原委。因此，我刚做的决定并没有错，哪怕仅仅为了消解自己心中的疑惑，也要继续跟踪下去。既然我已主动放弃了习以为常了的居家安逸，那么对于那人暗带威慑的温和以及激人怒火的莽撞，我必须要为自己找到一个解释。（可笑的是，在这个我们苦心营造的世界里，许多事情的发生却出乎我们自己的想象）他自然没在溪边耽搁太久，而是抄近路穿过了“旧集市广场”。突然，他象被什么东西蛰了似的缩了一下，稍稍收住脚步；随后继续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时而匆促赶路，时而缓慢踱步，终于拐进一条直通中央广场的狭窄小巷。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忽快忽慢地时走时停，是因为他发现身后有人在跟踪？还是由于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而做出的下意识反应？（就跟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做出的反应一样）不管怎样，我都出于安全起见，有意拉长了跟踪的距离；当然，我还要留心别让自己跟踪的目标从视野里消失。过了一会儿，那人走到一栋早该拆掉的两层楼前，转身闪进了门洞。我先从门口走过了十几步，然后掉回头，也跟着他潜入了楼门。穿过门洞，迎面是一个封闭的庭院，那人已经爬上了楼梯。二层楼上有一条又脏又破的悬廊，隐在夜幕的阴影里，也不知从哪儿泛出一股呛人的腐臭，我屏住气，掩着鼻子，这才强忍着藏在院里。月亮恰好滑进那片被庭院切割出的漆黑色夜空，借着温柔的月光，我很快看到了那个神色异样、姿势古怪的家伙，他正一手抓着走廊栏杆，身子半蹲半倚地朝一扇亮灯的窗内窥望。尽管我谨慎再三地提醒自己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但是那人此时鬼祟的姿势很难使人误解。我的好奇变成了失望：原来那个家伙之所以这样行色诡秘，不过是为了偷窥别人。我的想象远要比实际看到的复杂得多，我期望的并不是这样一个简单乏味的结局。不管他那令人生厌的怯懦、无地自容的拘谨、难以理解的自卑和畏缩自闭的渴望究竟来自他的情人、父母、孩子或者朋友，但在他刚才自由自在的潇洒漫步中，我确实满心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可以满足自己好奇心的戏剧性结局，这种希望，就好象一个人兴奋而焦躁地等待看一匹马被拉到屠宰场砍斧前的反应一样。这时男人突然缩回身子，避开了窗户的光亮，几秒种后，他神色鬼祟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又开始透过玻璃向屋内窥望。我扭过脸，在失望的同时，更感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惬意的轻松，因为我已经知道：在各种各样的嫉妒之后，我可能终于为自己谋取到了某种能够受用终生的卫护。另外，我还弄清了人类好奇心的起源：源于对自身处境的严重无知，而这种代代相传的无知无法回避地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肌体深处。或许出于习惯，或许仅仅出于纯粹的消遣，我继续在街上站了会儿，直到那人终于尾随一个体格魁梧、头戴兔毛礼帽的老头儿从大门里出来，并朝中央广场走去，我也跟着挪动脚步。我瞧了一眼手表，只有十八点五十一分，我心里盘算：即使自己再跟踪他一段，也不会有多大损失。刺骨的寒风吹透了整座小城，街上见不到几个匆匆的路人；我略觉轻松地跟着那个男人走进了一家自助餐馆。我重又感到一种年轻时曾经有过、现在已经久违了的感觉，随时准备卷入某种可能的冒险。人类总是出于某种顽劣、懊悔的刺激而渴望尝食禁果。我于是决定：既来之，则安之，索性也坐下来吃点什么。大堂里空空荡荡，回声很重，除了我和那个男人之外，刚才看到的那个头戴兔毛礼帽的老人也在里面。老人躬着腰，坐在一张离我较远的餐桌旁，与其说是在享用一顿寒酸的晚餐，看上去还不如说在受罪。我看到一个已经老得没牙了的丑妇为那个男人打好饭，然后从厨房的递餐口探出身子，跟他寒暄了两句。后来，我趁她坐到桌边歇息的空档，小声问她：“您是不是认识他？”“当然！”妇人将脸转向我说：“他叫‘科沃斯基’……最好还是叫他‘科沃契’。”我一勺一勺从容地吃完盘子里的晚餐，从心里洋溢出一种满足的欢悦。恍然，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温馨的家庭，甚至我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们的面孔，他们正围在桌边彼此开着琐碎的玩笑，看起来，人类没有了幽默就不可能生存。我也将自己经历过的冒险绘声绘色地讲给他们，当然，我没有必要隐瞒什么，可是许多事情我直到今天还糊涂不清。另外，这些进进出出的家伙究竟再想什么？这类问题就象是沉在海底墓穴里的沙子，我又能回答什么？对了，还有这个恐怕没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我自己也并没找到什么特别的线索——这个科沃斯基，或者叫……科沃契的家伙，此时此刻在做什么？
　　

　　
　　B→C
　　
　　日子又慢慢过去了一周。由于我不想错过这日清晨熙攘悦人的站台风景，于是，我又搭乘那班长途汽车来到城里的小火车站。这是一个清爽美丽的神秘秋日，我挤在擦肩接踵、匆忙赶车的人流中，一眼瞥见一位脊背微驼、浑身辐射出倔强的老人，他用他高大结实的身体在人群里劈开一条路，很快买好车票，跨上车厢，而且不费口舌地使一位妇人将靠窗的座位让给了他。我不假思索地当即断定：他就是自己寻找已久、现在却唾手可得的目标。另外我还相信：这个正在一团能将人情化为飞烟的巨焰中焚烧的世界，需要一个可以无限扩展、充满生机的内核，一个衔接点，一个做为“变化”源泉的、可以无限聚储所有回流的渊潭。毫无疑问，当我日复一日将自己汇入周遭的茫茫人海时，我总是饥渴地呼吸从他们体内洋溢出的仁善的空气，尽管人情通常隐匿在阴影里，但是仅从他们脸上，就能看到闪耀着某种生动得令人难以抗拒的遥远光焰。一股突然袭来的困惑在我耳边低语：这肯定就是那个你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你所渴望的一切的人，即便不是，他也能够以某种形式为你指出征服世纪的捷径。我决定跟踪他，并想尽可能地接近他，我被一种无法抗拒的、被受戒成僧的力量旋卷着，犹如一只在黑暗中不由自主地围着灯光飞舞的夜蛾。在后来的三天，我欢愉的兴奋变成了沮丧。所以不难理解，当我由于自己片刻的疏忽而失掉跟踪的目标时，心里感到何等的自责和沮丧。不过，通过这段跟踪，我不但知道了他的名字（“萨保”），而且我还打听到，他是一个退休军官。由于跟踪方式的愚蠢，我只能尾随到一个很可能是他居住街区的街角（由于他的行色警惕，所以迫使我总要与他保持了一段不能过近的距离），倒霉的是，从那以后我再没找到那个可能与他碰面的路口。我估计，他打那天之后可能根本就没有出门，所以在之后的四天里，我一直茫然若失地在街巷里徘徊。每天清晨，我都赶到火车站，几小时几小时地在城里狭窄的街巷里溜达，当然，大部分时间是在那些似曾相识的地方不厌其烦地徘徊，但是仍未得到任何结果。由于日复一日、越来越重的失败感造成的压抑，我几乎准备放弃这个“还可能再次遇到他”的念头。然而，就在第四天傍晚，我在一条通向“旧集市广场”的街上意外地看到那顶我不可能认错的兔毛礼帽，看样子他正往家里赶。我再不能冒一次让他从自己的视野里消失的危险，于是不假思索地跟了过去。为了能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集中注意力，我尽量接近跟踪的目标，我跟他始终保持二三十步的距离；就这样，我跟着他拐进一条曾经到过的小街，走到一幢破旧的两层楼门前。他一个闪身溜进了门洞，但是没带上身后的大门。现在我不仅知道了他的住址，甚至还知道了他家在这幢楼里的准确位置，尽管如此，我仍不满足。也许我这么说有点夸张，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由于好奇心而引发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坦白地承认：无论自己这种骚扰性行为能否被人理解，我都决定冒险跟进那扇敞着的大门。走进这个封闭、安静的庭院，我清楚地听见他的脚步重重踏在吱呀做响的木楼梯上，过了一会儿，又听到钥匙插入锁眼的声响。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适合窥望的最佳视角，并在二楼走廊的一扇门前捕捉到了那个隐在暗处的黑影。摔门的声响震得我耳膜打颤，我踮起脚尖，屏住呼吸，身子紧紧贴着墙壁悄悄爬上楼梯。尽管整栋楼都已经破旧不堪，墙皮发霉，木料蛀朽，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周遭弥漫着一种特别的家的气氛；我小心翼翼地走过一户户住家，屏息静气，生怕由于一时的不慎而弄出声响。我几乎可以清晰地看到正在房里熟睡的老妇，可以听到墙上挂钟指针慵懒的滴答声，甚至可以闻到油饼面团的味道……忽然，紧靠他房门的窗户亮起了灯。我知道机会来了，现在我终于可以揭开谜底了，自从四天前我第一次看到他，我就一直期待这个令人振奋的时刻。当我把脸悄悄贴近玻璃窗时，心脏险些就从喉咙口跳出来。我想，如果透过窗户的下缘偷窥的话，最不容易被发现。于是我蹲下身，将头慢慢地抬起来，探到亮灯的窗口。这是一套宽敞的一居，对面墙上有两扇临街的窗户，棚顶上一只秃裸的灯泡，洒下一片昏黄的光。在门旁的方凳上，并排摆了一只脸盆和一把水壶，另外，紧靠着一张宽大笨重的写字台，有一个被两盏台灯照亮的木墩，这就是房内的全部陈设。没有地毯，没有窗帘，没有椅子，也没有床，只有看上去让人感到凄寂而解脱的空旷。幸好，萨保始终斜依着桌子，背向我站着，因此，我可以从容地、毫无风险地仔细观察屋内的一切。过了足足有一分钟，还是什么也没发生；由于看不到他的脸，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是睡着了，还是在看什么。他身上的那件皮大衣连扣子也没有解，像驼峰一样古怪地皱在他本来就已微驼的背上。这时，他突然挪动身子，绕到写字台后，急匆匆地在一张小纸片上记下了什么，随后重新回到他刚从那里走开的地方。我困惑地盯着窗内，由于那人在长长定格之后突然令人不解的匆忙举止，竟使我忘掉了起码的谨慎。终于，我恍然明白：原来他是在聚精会神地琢磨那个被两盏台灯照亮的木墩子，每隔一会儿，他都要往铺在写字台上的纸条上记点什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可能在玩智力游戏，可是在那个木墩上究竟能有什么东西竟会如此勾魂索魄地吸引住他？准确地说，那不是木墩 ——借着明亮的灯光，我清楚地看清——那是一段六七十厘米高、已经完全朽烂了的大树根。但是，最叫人纳闷的还是他每隔一会儿的记录，我目不转睛地盯了足足有十几分钟，仍百思不得其解。又过了一阵，我除了又看到他几次三番的重复性动作外，还是一无所获。他在树根前一动不动地站了会儿，然后突然绕到写字台后继续往一张纸上写什么，躬身——几秒钟的寂静——走回原位——长长的等待——在纸上记录，随后又是不厌其烦的重新开始，仿佛象一个无休无止的圆环。在这个不断重复的程序里，没有一个动作会被颠倒，也没有一次能够分散我高度紧张的注意力。 终于，我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撩拨：原来我迄今为止都像一个遭人误捕的愚蠢囚徒，事实上，我观察的是一个无法用文字记述的宗教礼仪，在这个世界上，我偶然做了这种“萨保式礼仪”的唯一见证人。这一组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动作，只不过是这个礼仪的表达程式，至于其动作的选择能否被人理解，其实已经无所谓了。我这么讲，并不等于说我已彻底明白了或理解了什么，只是觉得：我选对了一个正将自己引向超然的正确方向。这时，他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朝门口走来，我揣着一股从未有过的兴奋溜下楼梯，躲到院内的一个角落里。我等着他离开屋，穿过走廊，下了楼，步出院门，我立刻象影子一样又跟着他来到街上，生怕由于一时的疏忽而让他从眼前溜掉。当他走进中央广场后身的那家自助餐馆时，我当即决定跟他进去，想用晚餐的机会更进一步观察他。借着店内刺眼的灯光，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萨保出神，当茹兹大婶将饭菜递到我跟前时，我楞了好一会儿。“小伙子，刚看完电影吗？”她问我，但是，还没等我来得及回答，她已经转身回了厨房，她还得招待在我之后进店的客人。其实我根本没有食欲，之所以勉强咽下几口，只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我的目光始终没有从萨保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移开，连眨眼的工夫也不肯放过。我在心里兴奋地盘算：在接下来的几天或者几周里，自己将在一系列令人激动的冒险中——哪怕仅仅做为一名目击者——扮演一个惹人瞩目的角色。
　　
　　C→D
　　
　　这项跟我本职专业对口的研究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丝毫找不出任何会让自己厌烦不满的理由；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最终的结果，但是根据目前取得的成绩，我可以大胆宣称：成功就在不远处等着我。几年前，我刚退休不久，这些特别的小东西偶然吸引了我的注意，起先仅是出于兴趣，后来身不由己地越陷越深，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要想真正了解它们，仅花几天几周几个月的时间远远不够，而需付出至少几年的不懈努力。慢慢的我逐渐明白：要想承担这项要求具备超人毅力的研究任务，我需要奉献整个余生。我必须断绝与这个世界曾有的一切联系，必须做到这件现在已经做到了的事情，不再让那些部队的老战友打搅自己；必须重新适应一种现在已经适应了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完全沉浸到这个可以满足自己侦探欲望的避难所里。在最初很不成熟的几年中，由于我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不妥当——那时，我只是到墓地、坟场、或乡村教堂考察——因此极少得到成功女神的亲睐。后来，我终于醒悟：要想使自己的研究达到一个更高水准，我必须避免这种依赖于侥幸的随机性研究，必须放弃原来选用的那种无望的观察方式，假如我总是将自己的努力结果依附于诸多外界因素的话，那么我的成功也只能寄希望于幸运女神的显身。经过很长时间的寻找，我终于找到一件最符合研究要求的原材料：这是我在一家农房后身的菜园里找到的，而且只有一只昆虫在里面孤独地工作。于是，我将它运回到城里的住所，从那之后，我三天两头到乡下为它采集最适合它生活的木头。另外，为了创造一个适于研究工作的自然环境，我在短短几周内将房间布置一新，把椅子，桌子，床，窗帘，地毯等所有没用的东西全都搬到城里的“跳蚤市场 ”廉价卖掉了。我仅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最有效的使木头枯朽、腐烂的特殊技术，通过这种方法，我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将对研究成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实验环境。没过多久我还发现：自己四处收集到的那些浮浅可怜的所谓“学术资料”根本就派不上用场，那些莫名其妙的文字根本就没有触及昆虫拍动羽翼鸣唱的实质，只能导人误解；更有甚者，在这些所谓的“论文”里，根本连Anobium punctatum和 Anobium pertinax都搞不清楚。不过，这不仅没有使我感到任何失落，反而让我从前人知识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一个自然的奥秘摆在我面前，只等待我去揭开。而且，还在我着手研究的第一个月里，就通过观察澄清了这个问题：被天真的天主教称为“死亡之钟”的昆虫鸣叫，并不象那些愚蠢的昆虫学教科书里描写的那样“只是为了引诱异性进行交配”；事实上，这种鸣叫本身就是宇宙的玄妙之一，是一种物种自身的直接表白，这使我越来越相信：“死亡之钟”每时每刻都在将庞大的信息密码传遍世界，在这种无限重复的信码中，每一个声节都包含着几组最重要的生命因素：动与静，有限与永恒存在之间脆弱的分界，命运与死亡之间微妙的平衡。这些逐日积累、令人振奋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研究成果，都使我像发瘟似的感到脊背烧灼，并以此切断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所有联系。喋喋不休的诋毁、险辣恶毒的攻击和令人憎恨的欺骗，世界在这样无休无止的风暴雨中，已经早在我的面前失去了原有的尊严，变得既无意义又无价值了。话说回来，我又能期待什么呢？本该庄重的市民集会，如今变成腐烂的垃圾场，而这些垃圾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将世上所有曾经高贵的东西踩在脚下，碾成尘沙。比如，我从一位街区管理员那里听说，不久前我们这条街里的一些菜贩子刚刚举办了一次联欢晚会，并且不知羞惭地上演了一出名为《失乐园》的闹剧。我不但有着格外机敏的听力，而且有着无法再被伤害的孤独，我的记录方法更是简明实用，无可挑剔。因此，我用不着担心自己的研究会被什么人或什么事件打扰，不过，除了这个愚蠢的、正在窗外偷窥的废物！显然，他是被我原来服役的那个部队的某个混蛋指挥官派来的。那家伙自打一周前在火车站引起到我的注意后，一直像影子一样地跟着我。当然，这对我来说并不意味任何真正的威胁，我想，他之所以像狗一样地跟着我，不过因为有人在他空白的脑袋里钉了一根楔子。我虽然跟其他军官一样退了休，但我从不与那些酒鬼为伍，也不参加任何场合的狂喝醉饮，我断绝了原来的一切联系，将所有精力都扑在了自己热衷的研究上。因此，我显然有理由感到不快，不说别的，就当我需要集中精力仔细观察的时候，总要意识到背后有一个狡猾的黑影。我知道，他已在附近街上找了我四天了。注意力的集中要求彻底排除外界的干扰，假若因为我一时的失神而漏记下某个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信码的话，其损失会无以弥补。下午六点，我做了一段很短的散步——身后自然始终跟着那个白日做梦的无赖——我回到家，立即投入工作，并成功地记下了四五个清晰的信码。这时我突然察觉到，那个还挂着鼻涕的小子居然狗胆包天，居然敢伏在窗上朝我屋里窥视。要知道，我这辈子还从没被人偷窥过，即使小孩子淘气也该有个分寸！我思忖了片刻，暗自发誓：假如那家伙在一个小时内还不滚蛋的话，我非要砸烂他的脑袋！我走出长廊，下了楼，然后拐进那条通向市中心的街道。那个混蛋继续尾随我不放。我在横穿中央广场时在心里盘算：反正自己的工作已被打断了，不如索性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我走进临河开设的一家自助餐馆，没等一会儿，我就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在离门口最近的桌旁坐下。果然不出所料，那小子真地居然也厚着脸皮蹩进了餐馆，显然他自以为我对他根本没有察觉。他和我隔了两个桌子坐下，挂在鼻尖上的鼻涕几乎流到了菜盘里。我暗自思忖：这家伙过的是一种何等可悲的生活！欺骗，躲藏，偷窥，总有一天他会被人扎死在哪条黑暗的小巷里；当然，在这之前，鬼知道他还会多少次被人打个半死，如果他在十分钟后还不从我的眼皮底下滚蛋的话，我就先要给他一次教训……我点的这些吃的总共要多少钱？五百？一千？一千五？饭菜在嘴里泛出一股苦涩的味道……不过，我已经不年轻了——尽管体力还有，但反应已经迟钝了许多——为了保险起见，等会儿出门以后，我必须仔细斟酌一下，应该选择哪一种拳法。我就这么一边想，一边一勺接一勺不紧不慢地用完了盘中的晚餐，然后将身子仰靠到椅背上，一阵脉冲似的快感贯穿了整条脊髓。我有个感觉：我的研究，或者说是我的生命，很快就要到达终点了。外面那辆肯定跟那家伙盯在我身上的僵滞、鬼祟的目光有直接关联的灰色淘粪车正发出欢愉的噪响，显然，这一切就将在今天结束。
　　
　　关店前的沉闷。三个男人在这个与其说是自助餐馆、倒不如说象修配厂一样的大堂里默默地用餐。其中一个吃的是云豆熏肉汤，另一个要的是黄豆煮菜，第三个点的是桂皮味儿的牛奶大米粥。透过厨房里烟雾腾腾的蒸气，茹兹大婶——这个醉醺醺的跑堂老妇——正好奇地将脑袋从递菜的小窗口里探出来，仔细打量着眼前的三位客人：在她那双斜视的眼球里，闪烁着撒旦一样幸灾乐祸的光亮。
　　
　　（余泽民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