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选择艰难
2005-12-13 22:22:29 来自: 良友大漠(景仰良友 · 传播良友)
接触阿巴斯·基亚罗斯达米,是从《橄榄树下的情人》开始,这部电影几乎使我失去了对他的信心,黑泽明的“雷伊风范”与戈达尔的“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等赞誉统统被抛在脑后。毕竟,我不会因为大师的话而看电影。大师有他的着眼点和乐趣。戈达尔就认为阿巴斯要比基斯洛夫斯基“牛”,并认为阿巴斯的作品更会打动观众的心。我不相信。
在看《橄榄树下的情人》的时候,漫长的选演员情节使我几乎要睡着。身体由坐着的,变成斜躺的,我知道,自己随时可能睡去,阿巴斯,一定不会在梦里。
虽然,在《橄榄树下的情人》之后,我又反复看了几遍更负盛名的《樱桃的滋味》,虽然我也认为,这部片子很深刻,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对阿巴斯呆板、絮叨的印象。
当我看完《哪儿是我朋友的家》和《春风吹又生》这两部片子时,有关阿巴斯的印象才得以顺畅起来。我摹然感到,阿巴斯必须被当作一个持续的电影概念来看,他不是破碎的,不能被孤立,也不允许被拆散。阿巴斯传达出来的新颖其实就像是一种传统,他来自于某种积淀,来自于某种趣味的保持与坚守,来自于某种视角恒定不变的观察,当然也来自于民族文化对于他的濡染。
追寻之一:白色的雾障
《哪儿是我朋友的家》是阿巴斯第一部引起世界性关注的作品。他讲述的是一个孩子还练习簿的故事:拉扎因为没有把作业抄在练习簿上,受到教师的责骂,老师扬言,如果明天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赶他出校。拉扎的同桌阿默回家后,发现自己错拿了拉扎的练习簿,他决定还给拉扎,但又不知道拉扎的家,他趁母亲不备跑出家门,四处寻找拉扎的家……
影片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团奇怪的白色。我总觉得它似乎无处不在,它好像是一条不停摆动的马尾巴,在你眼前荡来荡去。
在阿默与拉扎放学的路上,拉扎因为被同学拍了一下,就与阿默奔跑着追逐那名同学。这时候的拉扎已经把老师带给他的恐惧忘了,阿默也把自己的惊恐丢掉了。孩子们自由而纯洁的奔跑,品尝着简单而忘情的快乐。而就在奔跑的一个瞬间,拉扎跌倒了。阿默去扶他。在他们相互搀扶的叙事交代中,背景有一匹被拴着的白马。
也许就是这匹白马动了尾巴。
如同这条神奇的尾巴,阿巴斯顺势在交代中,将阿默为拉扎清洗裤子,当成了一条叙事的尾巴,正是这条被弄脏的裤子,又带出了一段阿默寻找朋友的曲折。这条裤子一度成了阿默寄托了自信与希望的象征。它是阿默向成人质疑的一个证物,只不过这个证物,经过一名患病老人的证实,被打碎了,又使阿默重新陷入了漫无目的地寻找。
白尾巴晃动的瞬间过后,镜头转而切入了阿默的家。阿默家绳子上白衬衣、穿着白罩衫的阿默的母亲、穿白裙子的阿默的祖母。依旧是白色。
这些白色服饰与阿默穿在红背心下的白衬衣如出一辙。我不知道阿巴斯对于这些服饰有没有刻意的安排,虽然白色在于伊斯兰文化当中是一种普遍的颜色。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种颜色是在表达纯洁。
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了电影当中的白墙、几乎发白的石头,老木匠穿着的白色绑腿,这些对白色的展示虽然没有被刻意强调,但我还是觉得它们无处不在。
这种感觉的累积,使我似乎看到了一种冉冉升起的雾障,横亘于阿默与成人世界之间,它们反映出一种隔膜的感觉。
这部片子唤起人们最多的感情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真情的赞叹,拉扎的哭泣.阿默的无助、奔跑与茫然,都反映出了孩子们之间的美好感情,为了不让一个小伙伴被老师出学校,阿默已经竭尽全力;另一方面,它反映出了成人世界的自以为是,成人动辄就以自己的方式剥夺孩子思考的权利和表达的权利,在孩子面前,成人自信、自大。
除了这两方面的体会之外,我觉得这里面还埋藏着一种很隐蔽的对比力量。这种对比,就发生在孩子与成人之间。
在孩子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自始至终的努力与自信,阿默一次又一次的奔跑与上路,都抱持着坚定的信念:他一定会把练习本还给拉扎。即使这一愿望最终不能完成了,阿默也还在坚持,他想通过替拉扎完成作业来消除自己的遗憾。
而成人世界则不然,除了自以为是,我觉得成人世界还在弥散着一种孤独与软弱。 比如阿默的祖父,他在强迫阿默做事时,严厉无比,并且还头头是道地对朋友讲叙教育后代的方式与方法。但当阿默被铁匠强硬地夺走练习簿时,他却只能默默无语地看着、忍受着,一言不发,眼睛中露出一份软弱和无所适从。他只能支配阿默,却保护不了阿默。
再比如说,被阿默请出家门的老妇人,这个老人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茫然、无助,好像她就应该是一个孤寡老人,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实上,她却有孙子,而她空空荡荡的家似乎又在诉说,他们离她很远。
木匠也是如此。老木匠对阿默诉说他对侄儿的思念,也隐隐透露出他的孤独,阿巴斯为专门证实他的孤独,还“请”出了一个卖苹果的小角色,这个小角色“勾引”出老人无子无孙的信息。
与这个信息同步的还有木门与铁门反映出的人生理念,年轻人喜欢铁门,他们认为铁门不会坏,可以用一生一世。而老人们却眼见着木门年复一年的使用,他们说:“铁门也许可以用一世,但他们不知一世有多长。”
如此多的信息,已经这部“儿童片”变得深远,童心成了负载思想的外壳。
所以说,儿童间的那种真情也只能算作阿巴斯用于言说思想的一种方式,在纯真背后,有一个像白雾一样的成人世界,这个世界似乎只是被遮蔽了。在遮蔽的同时,它又在隐隐地透散着光亮。
而这光亮,也许会在雾障消散之后,越来越夺目,越来越明亮。
追寻之二:生命的大门
1990年6月,伊朗北部发生了大地震。由于《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的两个主要演员巴贝·阿马布与阿默·阿马布来自这里,阿巴斯与所有电影观众都对影片中两个小演员的生死非常关心。于是,阿巴斯(费哈·格拉曼特饰)就与儿子亚哥(普也·比埃化饰)到灾区却寻找他们。
这部影片的英文译名叫“AND LIFE GONE ON ……”,直译应该是“生命已去”,香港的版本选择了意译,译成了“春风吹又生”。
由于地震的缘故,整部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画面,是大地开裂出的纹路,每一条纹路,就像是一扇向着生命开放的大门,它让生命在这里陷落,也让生命在通过这个通道,又有了新的开始。
在影片中,阿巴斯让开裂的大地,与导演在灾区发现的门扉交相辉映。这扇门就在一块断壁残墙上,而顺着这扇门望出去,是满眼美不胜收的绿色,是大自然奔放而热烈的勃勃生机。
与《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的寻找有所不同,这部影片的意义不是在奔跑中显现出来,而是从谈话中显现了出来。阿巴斯在这部影片中,明显降低了戏剧化构造故事与处理故事的方式,而是采用纪实的方式来显现。
决定这部影片意义正是这两段谈话。,一段是父子二人与鲁迪老人的谈话;另一段是儿子亚哥与一个母亲的谈话。
鲁迪老人曾在《哪里是我朋友家》中饰演老木匠一角,但鲁迪对影片把他“弄”得很老不太满意,他认为这样做不公平,让老人变得年轻点儿才是艺术。
事实上,这一段话显然渗透出了老人对于生命的珍惜与热爱,阿巴斯在引出这段话之前,还做了一点铺垫。让老人谈了一下对地震的态度。老人觉得,自己能够活下来,是神对他的恩宠。他把灾难看成了饿狼,把人的生命比作羊群,他强调了灾难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也包括人的生命被毁灭的偶然。
接下来才是老人切中题旨的话:“面对死亡,才觉得生命可贵。”
与鲁迪老人相比,导演的儿子亚哥起到作用更为重大,阿巴斯借用儿童幼稚的语言,进行了布道式地言说,这种言说甚至带有“神义论”争论的色彩。
当一个失去的女儿的母亲问亚哥,为什么这不是神的旨意时,亚哥给他讲了圣经中亚伯拉罕弑子的故事,亚哥认为主是不杀害儿童的,杀害儿童的只是一条叫灾难的疯狗 。
而父亲与新婚青年荷辛的谈话,与装电视机天线看世界杯的小伙子的谈话,以及与一些群众小演员关于世界杯的对话在影片中也有很具深意,它们印证了人们对生命的热情。
在装天线的青年的眼中,虽然他失去了兄弟姐妹,但他热衷世界杯的理由是地震40年一次,世界杯四年一次。
这种比较从重要性而言,是不符合逻辑的,好像是在把四年一次的情景喜剧与四十年一次人生悲剧做类比。但从人的具体生活感受出发,它又是合逻辑的,青年看重了喜剧,是因为喜剧具有了日常性,它跟人现实的生活非常贴近,而悲剧则是弃绝了现实生活的,它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掳掠到了一个非日常的空间中。
除此之外,生命的荒诞和意义的空无也不断地在影片中显现。一个小群众演员因为怕被蚊子咬,跑到了父母的房间,结果地震摧毁了他原来的房间,他认为是蚊子救了他的命;一个老妇人在家里想把堆满杂物的地毯拖出来,导演告诉她这样是不行的,但她却说,除了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亲人的相继去世与生命的垂老使老人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她对日常世界的弃绝,她分不清做与不做的意义,也分不清能够成功和不能成功的区别。
而影片正是通过这些次第打开的生命之门,完成了对生命的日常性,以及对神与生命的关系的解读。地震带来的灾难是一样的,但每个人会因为不同的选择继续不同的生存状态。
实现了这样的内蕴表达之后,阿巴斯显然再也没有必要去探讨阿默与拉扎是活着还是死了。对两个孩子来说,他们会有他们的一扇门扉,他们在这扇门扉面前,会做出选择。
追寻之三:时间的谜局
用颜色来表现爱情,也许最先会让人想到的黄色。因为那里面有成熟,有收获,就像一颗沉沉的麦穗,随着秋风的一荡,坠落下来,落在渴望着幸福的手上。
阿巴斯的爱情却像一颗青涩的柿子,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成熟,它怎样成熟。如同他在《橄榄树下的情人》中的那个长镜头,那种漫长与细致,让人坐立不安。当恋人像两个黑色的斑点在橄榄树丛中,越飘越远,最终走向重合的时候,一种禁不住站起来、跑过去的冲动会萦绕着你,牵动着你。
在这样一部表现真挚、赞美真挚的影片中,阿巴斯却使用了“颠覆”的方式,这不能不说出人意料,匪夷所思。
这部影片反映出来的颠覆有两种,一种是情感层面上的。在阿巴斯的构思当中,《橄榄树下的情人》是作为《春风吹又生》的后续出现,而它的整个故事却又缔结于《春风吹又生》。
在《春风吹又生》中,年轻人荷辛和他的新婚妻子是两个灾难的承受者。一场大地震夺走了亲人的生命,但他们就在这样一个悲伤的时刻,选择了结婚。似乎他们要幸福去抵挡他们遭受的不幸。
荷辛说,如果他们在亲人们刚刚死去就选择结婚,他们就只有捱过漫长的守孝期才能结婚。他觉得,他们等不了。
当这个带着辛酸的乐观主义的故事,被放到《橄榄树下的情人》中讲述时,我们发现,这种乐观是虚构的。荷辛和古丽在《春风吹又生》中,不过是两个演员,荷辛一直想追求古丽,但一直没有机会,正是影片的开拍,才使他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借机接近了古丽,向古丽表达了自己的爱。
原来,面对灾难的乐观是虚构的,是他们追求爱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契机。
阿巴斯的这种虚构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去审视人面对痛苦时的态度,在痛苦面前,人的态度是恒定的吗?它只能有一种形态,还是会有多种可能性?
在影片当中,荷辛反反复复地说错台词,导演反反复复地叫着重新开始,荷辛不停地在掩盖自己的慌乱,又不断地被慌乱淹没。对荷辛来说,表演真是难的,比起对古丽所说的那些贴心的话,台词不知要难多少倍。
要知道,在此之前,荷辛一度向古丽提过亲,不过被古丽的奶奶以“没有文化”而拒绝了。荷辛在面对艰难时没有退却,支撑他的是一种最朴素的信念:他一定要娶一个有文化的妻子,她可以相夫教子,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显然,阿巴斯在展示这部影片所显现的灾难时,又给灾难的头上插上了一朵美丽的花朵。这花朵,使我们模糊了幸福与痛苦之间的距离,让判断不知所措。
另一种颠覆应该说是一种时空的颠覆,带有纪录片风格的《春风吹又生》似乎给我们一种真实的感觉,但《橄榄树下的情人》显然又是在阐述另一种真实,究竟原来的真实是真实,还是现在真实才是真实?时间好像一下了变成了一个圆圈,让我们看不到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
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一种真实是可靠的?我们何时,才是真正回到真实的原初,何时才能正确把握真实的本来面目?
我想,这正是《橄榄树下的情人》的意蕴所在,它给了我们一种奇特的时间观,它把时间看成了一个反复的、循环的东西,我们随时从一个点出发,又随时可能会到这一个点,我们在那个点上停留,就只能获得那种停留的真实,而不能获得全部,理解全部。
推而言之,人生不也是一个循环的圆圈吗?我们从一个点出发,就能意味着我们走的是一条曲线,而不是一段曲线或一个圆弧,或者说是一个圆圈的一部分?
这让人想起一个极其简单的数字定理:直线是曲线上的一部分。
可以说,情感与时空的颠覆共同构成了对电影本身的置疑,它让我们看不清哪是真实哪是虚构。比如我们在面对荷辛时,他的演员和村民的角色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在作演员的时间中和追逐爱情的时间中,哪一个是起始,哪一个是结束?
也许这就是阿巴斯要铺设的谜局:开始本身就是结束,或者说结束本身又是开始。
追寻之四:你能不能杀死自己
如果说阿巴斯的前三部影片作为“生命三部曲”,思考的是个体生命的问题,那么从《樱桃的滋味》开始,阿巴斯又开始探讨生命关系的问题,即伦理的问题,
《樱桃的滋味》在1997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摘取了金棕榈最佳影片的桂冠,这也是阿巴斯征战各大影节获得的最高奖项。
《樱桃的滋味》讲述的是一个叫巴蒂的男人如何驾着车,去寻找能够帮助他死并且埋葬他的人的故事。
车是这部影片使用最多的道具,也是承载着思考与疼痛的载体。在阿巴斯那里,汽车在寻找一种力量,巴蒂可以借助这种力量结束自己,而每一个踏上巴蒂车的人都将进入一种选择,即他可不可以帮助巴蒂自杀,并且埋葬他。
巴蒂先后遇到了穷困的士兵、神学院的学生和动物标本制作老师。士兵听清楚巴蒂的意图后,扔下一句“我不是掘墓人,也不去埋人”就撞开车门跑掉了。这时候巴蒂他打开车门,从车里下来,绕到另一车门旁,从容地将门关上,倚着车门看着远去的士兵。士兵快速地奔跑着,遇到路边草多的地方他就连蹦带跳地跨过去,上了另一条路,继续奔跑。
神学院学生也上了巴蒂的车,他对巴蒂说,他理解巴蒂。不过,自杀不是件好事,因为《圣训》和《古兰经》都批评了自杀行为。说着他将一只手伸向空中,告诉巴蒂他的这双手是为执行神的正义之举的。而巴蒂想做的事不是正义的。
动物标本制作老师最后上了巴蒂的车,为了用丰厚的报酬去救自己生病的孙女,他决定答应巴蒂的要求。同时,他也给巴蒂讲了一个故事:他年轻时曾经也想过自杀,在爬到树上拴绳子的瞬间,他发现了软乎乎的桑葚。他吃了一个,好吃极了,接着又吃了第二个,第三个……突然,他看到太阳从山顶升起来,漂亮的太阳,美丽的风景,青葱翠绿的大地。后来,他从树上下来,把剩下的桑葚拣起来,并将它们带回了家……
是啊,人究竟能不能杀死自己?
这一命题在历代哲学中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苏格拉底说,有哲学精神的人,都愿意死, 但却不至于自杀,因为自杀被认为是非法的……
伏尔泰说,在有些情况下,智者也会自杀,但是一般说,驱使人们结果自己性命的因素并不是一大堆理由本身。
对影片中的巴蒂为何要自杀,我们无法知道。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富有,他有汽车,有别墅一样的房子,但房子里似乎没有别人。他看起来很高傲,但他又很孤独,从他冷静的目光、深刻的沉默,看不出一种死的欲求,但,他却又在积极地表达着这种欲求。
但随着他乞求的人物一个又一个跑掉,他一次又一次地从汽车中走出,而在他眼前展现的,总是一片连绵起伏的群山,在群山面前,个人渺小被不断地映衬出来。
终于,巴蒂跑到了一个有人群的地方,这是标本制作老师的教室,他看到了老师,也看到了一排排在认真听讲的学生。
虽然他还在以残酷的方式央求着教师杀死他。但,我分明地感到,他已经意识到了死的恐惧。
死也许就是为了抛却在世的孤单,而活着,则是对这种孤单的克服。
在即将结束生命的夜晚,巴蒂自己躺在了要埋葬自己的大坑里,这时候,天空中闪过一道闪电。这是另一个世界的光明。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照亮巴蒂生命的光明。
阿巴斯曾经参一次访谈中说过:我认为生活和经验带给我们的结论是:尽管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活着不能没有希望。
与阿巴斯的结论一样,巴蒂在风中和闪电的灵光中,最终从洞穴中走了出来,这时候,大地荡出一片绿色,而一帮拍电影的人出现了……
显然, 阿巴斯又一次动用虚构的力量,消解了这个生与死的主题。
追寻之五:虚无的力量
2000年,阿巴斯以《风再起时》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据说,阿巴斯在获得该奖项后表示,他再也不参加电影节,将拒绝一切来自电影节的奖项。
在我看来,阿巴斯这样说既不属于功成名就,也纯非他执意要将机会留给年轻人。我觉得,这部电影带出的思索足以让阿巴斯有万念俱灰的感觉。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生是在等待什么?你等待的东西能让你获得意义吗?你难道不是一直在为一些无意义的目的做着无意义的努力?你的努力你感觉到过吗?得到之后,你珍视这些努力吗?
这些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足以摧垮每个人,尤其那些善于总结与思考的人。我想阿巴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前文提到了他对友谊、对生命的激情与活力、对爱情、对死亡种种寻找,探讨完了这些,阿巴斯还会剩下什么?连死都结束了,下面还会有结果吗?如果有结果,我也不相信,这会是阿巴斯这个凡人能够解释与回答了的。
毕竟,阿巴斯无法在有生之年,开启另一个非生世界的大门。阿巴斯只能走进虚无,他的虚无,既带有萨特式虚无的情感色彩,率性直观,同时又具有海德格尔式虚无的空茫。
我猜想,阿巴斯在构思这部影片时,一定会时常抬头望一望天空,天空中也许根本就没有星星,但一定有风,有很清脆、很爽朗的风,这风声有时候就像是一种生命的呼吸。
《风再起时》是香港人的意译,英文为“THE WIND WILL CARRY US”,我喜欢英文原文的这种感觉,“风将带我们而去”,多好的感觉,我们就像是被挟带着送进了风中,我们在飞,在轻盈地飞,没有人知道我们哪一天会坠落,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可以飞多高。
我以为,这是阿巴斯技术手段最为成熟的一部影片。它的镜头选择与剪辑处理,没有了随意性,基本摆脱了平缓的叙事镜头。在这部影片中,和主角巴扎有过接触和建立过关系的,除小男孩发仔之外,几乎都被安排在画面外,在画面内的,也往往是些无法看到的面孔,比如要急救并为老人看病的医生,比如巴扎的同伴,他们均在画面之外,你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好像巴扎就是一只飞翔的鸟,他能够看到同伴们的身影,但无法注视它们的眼睛。
而故事本身也是如此。巴扎和三名工作人员来到库德斯坦的一个村落,目的并没有被说明。接待他们的只是一个十岁男孩,巴扎对一名弥留在病榻上的老人充满兴趣,老人的病情时好时坏,牵动着巴扎的心。来到小村的巴扎几乎跟外面的世界失去了联系,打手机要跑到高山顶上才可以。除此之外,巴扎在村里无事可做。后来,与他同来的同事悄悄地溜了,老妇人也终于死去了。巴扎随手拍了几张送葬的照片,就离开了村子。
按照通常的欣赏习惯,在看影片时,我会猜测巴扎的职业,当巴扎掏出相机时,我觉得巴扎该是一个图片社的摄影师,他此行的目的应该是来拍摄一个有地方特色的葬礼。
但显然这是一厢情愿。我们为什么会执著于一点,正是因为还不习惯没目的的电影思考,在思考的同时,我们会尽力地让人物归位。这样,就可以分析他,把握他。
这部影片让我明白,归位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尽管你可以总结一段时间的人生目的,但你怎么又能总结得了整个人生的目的与意义?
巴扎离开了,我想他离开的原因,并不是他完成了任务,而是他洞穿了最深刻的虚无。
现实生命的孤独与曾经的急功近利,是一种悖论。既然是孤独的,为什么又为了别人而卷入一种目的中,在卷入中,付出代价的只能是自己。
有人说,阿巴斯在影片中展现的西亚达拉村,高高低低的就像是迷宫一样,我觉得,对于巴扎而言,他踏入的就是人生的一个迷宫。他刚开始进入这个村子的时候,并没有选择从村子的大门进去, 而是从一个小道爬进了村子。这种非正式的进入,是一次偶然的进入,在这样的进入中,他身迷其中是必然的。
此外,我觉得巴扎跑到山顶上去打手机,也是很有意味的设计,这不仅仅是电信通讯的问题,巴扎上的是一座接近目的的山,让他领会别人意图的山,但在那个至高点上,巴扎却遇到了一次意外的事故――死。为了别的目的挖土坑的人,最终埋葬了自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这部影片,在让我感到思想上与技术上的满足之外,也有些不快意。我觉得,技术的成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阿巴斯的匠气,而思想的深刻又使很多带有说教色彩的内容裸露了出来,很刺眼,很不舒服。对阿巴斯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一个艺术家、一个从事创作的艺术家,他不应该对于一些事情过于透彻,他需要有探索性的东西,让欣赏者觉得朦胧有意味的东西。这样,他才会不断地从一个超越到另一个超越。
而阿巴斯再往前走,显然已经很难了,我想,这也许是他不再参加评奖的另一个原因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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