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胡同串子

创建于2007-10-13     组长： 海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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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串子Q群54922032


小组活动
长期串北京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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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这就是我想要的手串！！！




搁早先的北京方言里，“胡同串子”专指那些不务正业，成天儿在胡同里逛来逛去、有手好闲的人。意思类似于土话里的“落台帮子”、“败家子儿”云云。反正归了包堆，都不是什么好鸟儿。这些人大都家趁点儿老本儿，祖上要不是吃铁杆庄稼的“某某额真”；再不就是哪个王府传下的苗裔；至小了说还许是哪家买卖铺户的少爷、家里站着房躺着地儿。胡同串子们每天一大早儿就提笼架鸟直奔茶馆，碰上仨俩哥们儿一侃就是小半天儿。到了中午，这些人出了茶馆进饭馆，几盘儿下酒菜二两烧刀子。下午出了饭馆进澡堂子。晚上一擦黑儿，呼朋唤友摇着折扇儿听戏逛窑子去。在早先，这种生活只限于上层社会、王公贵族，但清末以来，八旗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北京人口的三分之一，达到了二十四万。连清宗室人口较初期也已经翻了四倍，仅男丁就有八千之多。再加上在京的官员、商人。如此庞大数量的人群全都属于消费者，北京也就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消费城市。那时候有首《竹枝词》曾这样写道：“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行。官差署里原无事，早饭完了便出城。”这可得算是北京最早一拨胡同串子了。

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胡同串子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祖上的铁杆庄稼吃不上了，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北京话叫：“倒驴不倒驾。”更何况积攒了百年的习气哪儿能说扔就扔了。老舍说了，“这里的有钱人、会讲究，没钱的、也知道穷讲究。”这一阶段，胡同串子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平民化了，摆弄的玩意儿看上去也有点小打小闹。一幅自得其乐、游戏人生的态度。但也有人说民国初年是北京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段年月北京既保持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逐步摆脱了皇权再上的封建专权，另外随着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等一批高校兴起，这里自由民主的气息日渐活跃。皇城内外，聚集了众多知名的学术大家。鲁迅就是在这时来到了北京，先后住在南半截绍兴会馆、八道湾儿和西四宫门口三条。那时先生在教育司的事由很清闲，从留下的日记里看，他那时最爱在公务之余携郁达夫、孙伏园等好友四处聚饮或是到琉璃厂一带书肆闲逛、凭栏吊古嬉笑怒骂。单从字面上来讲，鲁迅可以说是那一时期最有品位的“胡同串子”，也是民国时期文人的典型代表。

新中国成立之初，窑子就政府坚决被取缔了。从此以后逛窑子一词彻底消失了近五十年，直到90年代初才慢慢复苏。与此同时，机关部队的大院圈地风开始盛行，这些大院里住得大都是各部委宿舍家属。像我们家胡同西口就有个国防部大院，东四八条有个陆军总院大院，另外像外交部街的二号大院、仓南胡同的总参大院也是相当有名的。住在大院跟胡同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一种是原著民、土生土长，举手投足都带有着浓厚的皇城遗风。而另一种是外来户，是某某开国功臣及其家属，却被认为是新文化的代表。大院孩子回家后，看的是露天电影和内部读物，听的是革命故事，管长辈叫叔叔阿姨。而胡同孩子家里的书也是一些三国水浒，听大人讲的大多是京剧故事，管长辈一般称呼大爷大妈，三叔，五婶，八大姨，口音都是正宗京片子。即使两方都在同一个教室内上课，也从来互不往来。我妈说她们上学那当儿，管国防部大院的一律称为生番或者野孩子，那些人称呼胡同孩子大抵就是“胡同串子！”

文革开始后，北京的各大娱乐场所如茶馆、茶舍、游艺社、戏园子都陷于停顿。大人们大都忙着抓革命促生产，再没工夫闲逛了。“老三届”连同69届几拨孩子全都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去了，这座城市属于更年轻的孩子。作家王朔在《动物凶猛》里面写道：“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不到季节，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见的是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车和一些老式的苏联、波兰轿车。上班上学时间，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干部在闲逛，路边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乘家寥寥。”在这种单调的背景下，“打群架”便成为当年胡同串子们的一种时尚。想来也不奇怪，都是一帮半大小子火气正旺，上学无事可干，再加上天天听着收复台湾、打击美帝“横扫一切”的口号，不滋事儿才新鲜？！那时候打架分帮分派，战场就是附近一些僻静的胡同。大院和大院之间、大院和胡同之间，或是琐事摩擦、或是因为争风吃醋，往往一个“照眼儿”就会引来一场恶战，黑话叫“茬架”。如果一方实力不足，就会分头去找关系瓷器的哥们儿来帮忙。于是成天儿着，一群半大小子都会骑着车在胡同里乱串。这些孩子也都被称作“胡同串子”，他们中间一些下手狠、又很仗义的通常会在打架中大显其能，北京土话管这些人叫做“顽主”。当时有句顺口溜：“刀子、板儿带、口里、口外……”说的就是当年胡同串子们茬架的情形。

1977年，是国务院宣布恢复高考的头一年。参加考试的从六十年代入学的老三届到七十年代刚入学的高中生，年龄跨度大都在十多岁上下。那一年的高考简直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去王府井书店排大队买课本成为北京街头一景儿。而且那一年从参加高考人数到大学招生人数都是空前绝后的，相当一部分“胡同串子”洗心革面跨入了大学校门。剩下的人们也都在大趋势下，谋划着自己的出路。那时候胡同里的待业青年似乎远比现在多，街道上也在千方百计的为他们寻找着合适的出路。电影《二子开店》反映的就是当年一伙儿胡同串子们“改恶从善”的经历。他们下海经商、干个体、开公司、当倒爷、办杂志，这些现在看来普通的举动放在那会儿都是新鲜事儿。再搭着那会儿的人观念老、钱也好挣、竞争少，在秀水街练个服装摊儿都能狠发一笔，挣钱靠的就是魄力。家住在前门外打磨厂的赵振开原本是个建筑工人，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和顾城、多多、芒克等人成立了“今天”诗社。为了出版杂志，哥儿几个曾经蹬板儿车往返几十公里趸香蕉、贩卖带鱼筹集经费。可以说八十年代的“胡同串子”，是一批充满了激情和理想游手好闲的新一波文化流氓。

进入九十年代，北京的变化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儿。九二年盖京广中心商务圈，九四年三环路通车，九五年朝阳门内外大街改造、九七年王府井东安市场改造、九八年平安大街改早……放眼一望，北京的路宽了、楼高了、人多了、越来越时髦、越来越国际化。从前老话说“北京城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儿的胡同赛牛毛”，到而今满打满算北京留下来的胡同也超不过一千五百条。大部分胡同居民告别了延续800多年的生活模式，搬进了小区公寓。留下来的很少一部分胡同也被划成了游览区以商业经营为主，再没有了我小时候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三轮车涂着绚丽的色彩，照相机打着刺眼的闪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宣称自己体验了半天儿的“胡同串子”生活。然而真正的生活只能是被动的经受，却不能成为主动的体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胡同串子”们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继而在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中销声匿迹。于是此刻我们开始徒然的怀念往昔，怀念那一串串渐行渐远的车铃声、空灵的鸽哨、那些在路灯下打牌的老人、厚重低沉的买卖吆喝、木门、台阶、滴水的屋檐。我梦到一个孩子站在钟鼓楼底下，正找不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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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化就没有进步，我认为一间古老茶庄比百座摩天大厦重要，不要胡乱拆掉旧有建筑吧，要尊重前人留下的心血。”——薇薇安维斯特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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