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伟雄对话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

2010-11-23 12:50:25 　　来自: *

　　【人物介绍】
　　詹伟雄：数位时代总编辑，学学文创志业副董事长，风格者出版社社长，著有《风格的技术：台湾13个创意老板的生意实践》（2008）
　　王伟忠：金星制作老板，策划了《连环泡》、《全民大闷锅》、《康熙来了》、《超级星光大道》和《我猜》等人气综艺节目
　　
　　【对谈内容】
　　詹伟雄：我们对你最大的好奇，来自这么多年来，你所制作的节目，经常与台湾社会现况产生某种呼应与连结，这背后你有哪些观察？
　　王伟忠：大概这三十年来，大家看到我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对很多新的事物都会主动去接触。比如说我最近在和张大春谈“说书”，他是我觉得两岸说书最好的人，因为大陆讲“文化”是这几年才有的，台湾则是已经很久了。张大春有一套自由主义，他批判历史可以很自在，大陆还有一些边边卡卡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张大春很棒。我一直都会接触这些新的人、事、物，好歹伟忠哥也有点“烂名”，大家都还会赏脸跟我聊聊。
　　热情和好奇是我的根性，这根性做很多行业是不适合的。刚好我运气很好，从小不管编校刊、画漫画、艺文工作都好，算是歪打正着。我十九岁就开始做电视，这让我可以不断接触到新的事情，然后自己整理之后，分享给班上的同学，现在我的“同学”，可能就是整个台湾、华人社会。回到根本上，我现在做的还是和当时那个小孩子一样，把看到的新鲜事情跟同学讲、跟爸妈讲。
　　
　　詹伟雄：当初《连环泡》这个点子是你原创的？
　　王伟忠：《连环泡》有太多故事可讲，那是我创作力最丰富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就三家电视台，也没什么人敢做创作，那时能进电视台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因缘际会很小就进了电视圈，所以大家都跟我很熟。我最早是在华视，那时它是军方的，我爸爸是军人，所以我知道他们军人的个性，这些长辈看我，想的大概都是“这小孩虽然调皮，但他毕竟爱国啊！”所以我调皮捣蛋，他们也都能接受。
　　
　　詹伟雄：我们那时候的电视综艺节目，很少走搞笑路线，我记得《连环泡》是第一个在晚上家庭生活时段，走这样类型的节目，《连环泡》是那个开放时代的印记，可以在正式的电视时段去开玩笑，你怎么会想用幽默和诙谐来做节目？
　　王伟忠：八零年代大概是台湾经济刚起飞，我一九八一年退伍，那时罗大佑开始唱《恋曲一九八零》，杨德昌刚出道，台湾新电影诞生，赖声川刚回国，剧场文化出现，台湾整个股票狂飙、房地产起飞，台湾那时的状况很像现在的上海、北京，很像美国的五零年代。
　　那时台湾开始解严，逐渐开放，新的助力进去，再加上台湾一九七九年开始“制播分离”，电视台允许外制单位进去。当时只有两家制作公司，一家叫丽群，我是丽群的第一个员工。因为有外制单位的加入，整个电视圈慢慢开始丰盛起来。
　　台湾电视经过几次革命，最初是三台，然后一九七九年制播分离，一九九一年有线电视出来，电视台大增，我都躬逢其盛。那是台湾很精彩的年代，我一直想做个节目叫“八零年代”，那时的女孩子还有羞耻之心，男人也有，现在是都没有了。
　　
　　詹伟雄：这么多年电视制作一路走下来，很多人都说你是做电视的天才，似乎生下来脑海里就有电视的画面，你是怎么找到与电视的相处之道？
　　王伟忠：这应该和我的成长背景有关系，电视对我们来说是魔术盒子，一九六九年打威廉波特少棒时，我刚念小学；金龙少棒第一次打世界赛时，台湾忽然电视开始普及。我们是看电视长大的第一代，这魔术盒子充满吸引力，我从小就想去电视台工作，那时眷村有个大姐在电视台当主播，对我们这种士官子弟，那还得了，她爸一夜之间眼睛就长到头上来，这大姐回到眷村简直是万人空巷。
　　我一直认为电视不是个艺术，它没办法做深度，它是普罗大众的东西，热度很快，但不能完全没有文化底蕴，有文化底蕴会把节目拉到一个高度。一个东西莫过于深度、热度、高度，基本上我是个热度很强的人，观察到新事物马上就要反刍、要产出，这是我的特色，所以很适合做电视。加上我们四年级的人，比较重视文化底蕴，所以东西出来，有它的热度和高度，对普罗大众来说，这东西出来也不会太恶心，也有一点社会观察。
　　
　　詹伟雄：你能不能举一个节目的开发过程，说明你怎么产生想法到实现，比如说《康熙来了》。
　　王伟忠：《康熙来了》是因为有了人，当时因为大Ｓ要去演戏，小Ｓ是我们的艺人，想找个人跟她搭，想了很久，想说任何一个女人，都会有个男同性恋的好朋友，女人的秘密跟女人讲，一定就会泄漏出去，跟男人讲，男人完全听不懂，跟gay讲正好。康永不像我们这种四年级男人，他讲什么都不恶心。我们那时想做一个“奇怪的十点钟”，在每天晚上十点钟做一些奇怪的人、事、物，一些艺人奇怪的面向。
　　《超级星光大道》则完全不同，是先有想法才去找人。因为台湾以前的演艺文化，是领导整个华人世界，大陆这几年愈来愈厉害，超女做得这么好，台湾都没有人动。台湾现在的制作成本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大陆毕竟不是完全自由的地方，所以创造力还是比较低，人还是比较僵化，台湾如果不趁这机会努力，以后没有什么周杰伦了。
　　我们做一个节目，有点像工研院培养曹兴诚，我们也可以培养很多艺人，比如说周杰伦也是之前我们的节目《超级新人王》出来的。这件事看来只有我们公司有资格，因为我们做过黑涩会、棒棒堂、我猜这些节目，我们知道怎么“採众”。我们看事情比较完整，一定要跟唱片公司合作，要给孩子们奖金、要签约，让他们觉得演艺事业是可以做的，我们希望能把高度拉起来，让演艺圈变成一个产业。这节目是经过策划的，希望能赶快挖掘、培养出一些艺人，继续独领华人世界的风骚。
　　有了想法之后，再来就是包装与企划，因为这不是新节目。所以我们找Roger来打点艺人的形象，我做第一集和最后一集的评审，订了一些评审规则：对小孩要严格但不毒舌；要关心，比较像父母和长辈的角色。订好这规则，又有合作厂商，玩起来就跟真的一样。加上这群孩子碰到了台湾社会“竞争而厮杀”的局面，我们则是“竞争而相濡以沫”。再来，一个节目会红到这种地步，是鬼神来相助，事后分析说是行销、企划，那是鬼扯！
　　
　　詹伟雄：《超级星光大道》前后同质性的节目一直有在做，但这节目会特别红，很重要的关键因素是变成台湾大学生都要看的节目。这些人在竞赛时，某种程度就像这群大学生自己在竞赛。你那时候怎么想这件事情？同仇敌忾或是相濡以沫这种气氛，是如何形成的？
　　王伟忠：这其实就是鬼神相助，但事后讲起来，还是有一些过程。因为我们不一样，是有奖金一百万、唱片公司签约发片，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们有高度；再来，评审的态度不一样，最后一集我跟詹仁雄说，把父母找来，因为我听到有很多熟女在看我们的节目，因为小孩子想进演艺圈，很多父母看这节目，会跟孩子说：“你看，进演艺圈不容易”、“演艺圈竞争很激烈”这些话。
　　“竞争但相互鼓励”这是台湾社会很缺乏的，这东西是底蕴，是有这样的环境，自然出来之后就会感动人，所以感动是不分时代的。人异于禽兽者几兮？就在同理之心，同理之心就是做节目最重要的东西，很多人的同理之心已经死掉了，再找回来都不熟悉了。我脾气不好，但我热心，这东西很重要。这东西在节目中慢慢会出来，我们明眼人一看到就把它加料，或是在剪接上不把它剪掉。我们的制作人詹仁雄带着下面的人，跟我有同样的信念，这样节目就成了，不是撒狗血，而是点滴狗血。这东西不恶心，后来愈做愈大，就形成一种态度。
　　节目做出来之后，就到了一个位置，事后媒体开始炒作，我跟他们说，媒体炒作是台湾的现象，你只能保护他们到一个阶段，再来就看他们自己了。
　　
　　詹伟雄：你自己制作电视二十多年，这个圈子又是各种天才集合的地方，跟这些艺人、制作人互动的门道是什么？
　　王伟忠：台湾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就跟台湾一样，会跟领袖的个性很相像，中小企业就很像老板的风格。我们公司本来就很赞成创意文化，因为老板就是这个性，也比较鼓励员工讲话，对艺人也比较自由，艺人不用陪我吃饭，我也不带他们参加任何活动，我们也不帮任何政治人物站台。
　　所以会进到我们公司，不管是幕前、幕后，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公司也没有像金城武这样超级大牌的艺人，因为我们公司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我比较是自由派的想法，所以也不太管理艺人，只算是服务艺人，也不强迫他们。当然这有好有坏，强迫艺人会让他们发光发热，但可能会比较不快乐，我比较喜欢表里一致的艺人，这好处是艺人很快乐，坏处是压不出艺人的潜力，没发成为样板。
　　
　　詹伟雄：你怎么判断新人能成为明星的潜力或条件？
　　王伟忠：我最先会看这孩子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有个“宁可不通，不可普通”的理论。我喜欢的人，不管幕前、幕后，大部分都有很特别的地方，各种类型都不一样，比如说有品学兼优、调皮捣蛋、出类拔萃、混世魔王的各种不同形态。很多人都说我很会发掘人，其实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我比较愿意给人机会，比较没有门槛，十个人总会中一、两个吧。这行业带新人很累，要慢慢教、喂，最快的方式是挖角，但那不是我的风格，我们从来不挖角，你说我笨也好，但我觉得这样做才聪明，不然人生有一半时间在算计，太苦了。
　　
　　詹伟雄：从我们外人看你，你对政治的观察经常独具慧眼，虽然你从不直接讲政治，但比如说《全民大闷锅》，虽然是嘲谑或模仿，但仍要掌握现实政治中的“眉角”，才能有好笑的模仿。在制作《全民大闷锅》这类型节目时，你怎么训练你的同事从模仿与语言上达到趣味性？
　　王伟忠：我觉得是因为人要找到一种态度。很多事情先从技术面开始，技术熟练之后开始艺术化、魔术化、巫术化。我从高中编校刊开始，就在批评校方，所以我从小就从技术层面开始练习批评，已经熟练到有一种态度，我不太信任政治人物和媒体。我认为不能崇拜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是为我们服务的，这概念我很早就有。
　　我们不能崇拜任何政治人物，这很合理，你愈崇拜他，他就愈骄傲。这道理我们都知道，我小时候少年得志，也被人崇拜、也大神附体过。我也曾经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不得了。我身心要自由，一定要去希腊度三个月的假，才能找到我灵魂的真谛，但我去第二天就觉得：“不做事我是个猪啊，我神经病跑到这蓝天碧海来干嘛？什么玩意儿啊？”女孩子裸体躺在我旁边，我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我就一直跟我的主持人说，当主持人就是服务大家，你不要在乎自己怎样站才好看，上电视就是要让所有人快乐，不要太在乎自己，这就是好的主持人，主持人是服务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只有小孩子和大师用心体会，中间的人都在思考，所以你不要去想镜头怎么拍才好看。这是我跟已经有一些年纪，但还想主持的人讲，不管他听不听得懂，这一下子就把他拉到魔术地位。
　　我对政治也是一样，我找到一种态度，就是我不信任他们。所以我一直给我们主持人这样的态度。我们做喜剧的人，就应该对所有的名人尽到讽刺、嘲笑、监督的责任，这是做喜剧的天职。
　　
　　詹伟雄：你平常手上节目这么多，人、事、时、地、物的关系又这么复杂，你怎么和外在世界与资讯社会接轨？
　　王伟忠：一方面我很信任我旗下制作人，我相信没有制作人会想把节目做不好，所以当他企划出来做成节目，我会帮他扛成败，所以我很授权，我是耐操不耐烦的人，所以不管细节，很尊重每个制作人的想法。另外，我不是个企图心很大的人，不是追求极大化的人，我比较相信因缘际会。因为我是第一代创业的人，应付不了太多财务或经营的专业，等于就在经营自己的小眷村，没什么大出息，想做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也想继续做这样的事情。
　　
　　詹伟雄：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挑战和波折是什么？
　　王伟忠：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不认识自己。如果有轮回，人就是花一生、两生、三生去认识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我成名很早，成名之后很多机会，自己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懂的，就像现在很多名嘴一样，从该买什么酱油到总统该用什么幕僚他全懂。在我看起来好笑，我二十五、六岁就做过名嘴，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一个人觉得什么都懂，就像艺术家还没有作品，就已经背负艺术家的盛名一样，这是很可悲的。当有一天微风吹起，连微风都不敢面对，觉得自己浑身发凉，这种感觉很坏。可能我成名早，迷失的也比较早，出来的也就比较早。
　　
　　詹伟雄：你自己怎么看台湾电视媒体将来的发展？
　　王伟忠：台湾的电视，一开始是党政军在做，后来是文化人在做，再来是行销广告人在做，现在则是很多商人在做。商人做媒体心里没有尺，很容易政商挂钩，忘了立场，忘了做媒体最原始的精神。就像做杂志一样，要把这么多的东西，选出一些来告诉别人，哪怕是有一个错字，半夜都会睡不着，这就是媒体人的个性。商人不是，商人是看能赚多少钱、膨胀到什么程度，所以很多媒体人看不懂商人，已经赚这么多钱了，干嘛还要去捅蜜蜂窝，让自己身陷痛苦；商人也搞不懂媒体人，错一个字你脸红害羞个什么东西。
　　商人做媒体是经济发展下必然的现象，我觉得文化人、广告人、商人来做媒体最好，这样才多元，最怕的就是奸商来做媒体，结果变成主流，或是有政商挂钩的媒体变成主流，这社会就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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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抄录自《风格的技术：台湾13个创意老板的生意实践》 “台湾综艺节目创意之王--金星制作王伟忠”一章，P19-P28，风格者，2008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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