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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21 11:11:47
来自: 文亭
(北京)
一、作者背景介绍 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年2月16日 - 2005年3月17日）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曾任美国驻苏代办、大使，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出版了17本著作，其中两部获得普利策奖。凯南是美国对苏实行“遏制政策”的创始人，对美国在二战后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影响。 凯南的一生跨越了整个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冷战，其一生的主要时间和经历都被耗在处理美国对苏联的外交事务以及对苏联的研究上。 1925年，凯南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9年至1931年在柏林大学学习俄罗斯文化，后在苏联和欧洲国家从事外交工作。1946年2月22日，任驻苏联代办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并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文章的主要内容 苏联政权所处的意识形态和环境是产生苏联政权的政治性格的两个主要因素，也就是说苏联政权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行为存在其必然原因。相比较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苏维埃政权会以俄国历史和传统支持他们最终要推翻敌视苏联的外部世界的政治势力，因此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不可能期望到苏联可以和自己处在一种互信的程度，两个国家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从分析苏联内部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认为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十年内，苏联解体是一种必然。既然苏联和美国在意识形态和国际利益上不存在合作的可能，那么唯有采取遏制政策是美国对苏外交政策的首要选择。 三、我的观点 读完凯南的《苏联行为的根源》这篇文章，感觉文中好多观点与自己以前学习专业知识时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 1、任何政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都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寻求利益而奔波，这些利益说大一点代表着该政党代表的整个阶级的利益，但是准确的说其中掺杂着个人的权力欲望。凯南认为苏联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需要否定沙皇制度下的价值观，追求自己的权力欲望，满足雪耻心里以及通过一些捷径实现这些愿望，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迎合了他们的那种易冲动、激情感的心理。这种思考问题的视角，我个人认为很有必要，也很合理。这是从人性的角度分析政治权力欲望以及所产生的政治行为，比单纯依靠意识形态那些表面理论更能让人信服。因为没有一个政治家幼稚到只要意识形态，不要政治权力。 2、纵观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似乎在革命时期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使用暴力手段夺权政权而非思考今后在社会中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发展经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各国共产党人似乎都过分的依赖意识形态这一工具达到打击对手、控制本国人民的目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连经济建设也要先发展重工业，因为这关系到国防力量，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能否顶住资本主义的外围压力（至于有没有这种压力，下文讨论），这就导致了在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建设都是失调的，民众生活必需品总是处于匮乏之中，整个苏联时代是这样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也是这样的，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 3、凯南认为苏联从诞生到解体都是处于巩固和强化自身在1917年所获得的政权的过程中，总是以国内反动势力犹存和国外资本主义阵营的威胁为接口加强自己的专政。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苏联早期确实处于法西斯的威胁之下，但是这种威胁是特定时期特定对象的威胁，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面临着，并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威胁，苏联最高决策层试图以这种借口获得国内人民对其持久的支持，甚至在国内制造反动势力威胁的存在进而以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为名持续强化“镇压机关”，这是苏联共产党在面对执政权上不自信的表现，为了消除这种不自信，国内的革命运动就会周期性的出现，已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这在中国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都表现无疑。 4、二战后，单纯从意识形态和国家性质的角度去站队，会犯下无谓的和不必要的错误。现代社会给人越来越多的感觉就是生活的自由选择性，它甚至包括信仰的自由。国家要带给民众的是福利的增进和幸福度的提高，而不是强加任何意识形态，国际社会交往越来越多的需要从国家主权和利益角度去思考，摒弃意识形态是一种必然，因为利用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还是各自国家主权和利益需求。 5、沟通是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国际社会不存在没有冲突的国家行为，只要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存在沟通的桥梁和机制，再大的冲突也可以协调解决。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获得执政权后，正如前文所说的，总是假象西方国家是自身的敌人，试图以此拉拢国民的支持，这在一开始就在自身与西方国家之间树立的障碍，这种障碍由于涉及到苏维埃政权在苏联的合法性，进而也就使得苏联共产党关闭了同西方国家交流和谈判的路径。甚至，更要通过共产国际组织在西方国家搞社会主义运动，这也不得不使得西方国家对苏联执政党敌视。双方的误会正在不断的走向恶化，以至于表现在军事上的竞赛。 6、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跳出意识形态的怪圈，和西方国家在外交上不能将权力和利益问题显性化。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共产党人过分依赖意识形态这一工具达到打击对手、控制本国人民的目的，在外交上就会不自觉的表现在以意识形态和国家性质为表面理由和西方国家寻求权力和利益，这种行为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不能将国家间交往所追求的权力和利益问题显性化，不利于一种解决问题良性机制的形成。而西方国家在政治事务中更多的是喜欢将一些涉及到权力斗争的问题显性化，以一种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由于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外交风格存在冲突，走向军事冷战也就是可以预期的了。 7、凯南的观点已经经过了历史的检验，苏联也在1991年解体了，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巨变，目前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四国，其中中国、越南已进行经济改革，有望通过经济体制的改变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至于，未来四个国家的走向我无法预测，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发展是唯一的出路，这里面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心理发展。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已不是马克思时代研究的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不再是重点，经济发展或许是它们持续国家实体的内核。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在这些国家被充分体现，在议会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民主主义、绿色和平主义等不同政治利益主体的诉求，也可以看到现代自由主义与现代传统主义就某些政治问题而唇枪舌剑，整个国家的政治斗争都被压缩在议会之中，并且是显性的，只有在这里才有意识形态的斗争，出了议会，人们会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按部就班的完成自己的职责，整个社会是稳定的、有秩序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上仅存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不同利益集团利益诉求上制定出合理的场所和途径，那才是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寻找并追求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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