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徐家汇藏书楼"

2008-06-26 21:38:42 　　来自: 希腊小庙 (上海)
　　在我的心中，总存在着另一个徐家汇。那是蒲汇塘，肇家浜的交汇之地。有教堂，有学堂，有藏书楼，有修道院，有气象台，还有徐文定公的坟头。
　　
　　（一）
　　2007年9月某个周六，我第一次邂逅了徐家汇藏书楼——一座小小的白色建筑，在繁华的徐家汇商圈，被无数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环抱。肇嘉浜路漕溪路，不管是走路或是坐车，我无数次经过，然而，那天我终于和它相遇。
　　
　　那是一个天气阴霾的周六，因为整个一周都比较郁闷，于是约了海豚去买书散心。从徐汇中学旁的外文书店走出来的时候，不到两点，于是一起散步，没走几步，天竟然下雨了。
　　
　　藏书楼的小院儿，有人在里面支了棚子买特价书，为了躲雨，进了藏书楼。一楼是个画廊。踏进二层阅览室，恍如隔世：铺着木地板的阅览室，一张张古朴的大书桌，每个书桌上都放着一盏西式的古典台灯，放射出暧昧而柔和的光芒。整个阅览室只有一位读者，坐在大书桌前，翻阅一叠老报纸，在白纸上做着抄录。这里的宁静与肃穆让人难以相信窗外就是上海西南角最繁华的商圈——徐家汇。
　　
　　当日的值班人员是一位老先生，听说我们是来参观，便要我们稍等片刻，会有专人来带领讲解。随着讲解员姐姐走向门廊的时候，我仍心存疑惑，不知道这座小小的白楼中还有什么值得参观的角落。当讲解员打开大藏书房，一个更古老的世界向我洞开：一条窄窄的走廊通向昏暗的深处，走廊两侧是直通屋顶的高大书架，上面钉着拉丁文的标识，一排，一排，一排……并散发出极迷人的香甜气息。一直以来都认为藏书楼不过是个名称，因为我无法想象经过了那么兵荒马乱的年代，在这座小小的建筑里，时间像未曾流逝，那些古旧的藏本安安静静地躺在这儿——常年保持着恒定温度和湿度的藏书房里，毫发无损。
　　
　　走出大藏书房的时候，外面的世界阳光忽然明媚起来，对面的百脑汇传来阵阵喧闹的音乐声，忽而产生时空交错的感觉。回想刚刚在藏书房中的所见，我只能说，我在这里邂逅了历史，邂逅了奇迹。
　　从那天起，我对徐家汇藏书楼充满了敬意。
　　
　　（二）
　　1847年，耶稣会修院从青浦横塘迁至徐家汇，耶稣会首任会长南格禄已开始从事藏书工作。其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及其助手法国神父夏鸣雷、学生马相伯、李问渔都热衷藏书事业，此后中国神父茅本荃、徐允希、张渔珊、杨维时等继续藏书工作。20世纪20年代末，徐光启后裔、耶稣会神父徐宗泽任藏书楼主任，藏书楼事业取得很大发展。
　　
　　现存徐家汇藏书楼的建筑是由南北两幢砖木结构楼房组成。四层的南楼又称神甫楼，始建于1867年，曾是耶稣会士饮食起居之所。
　　
　　两层坡顶的北楼又称藏经楼，建于1896年，是中西方文化结合与交融的产物。底楼仿宁波天一阁布局，顶天立地的书架沿四周靠墙而立，上下共计12格，上9格较窄用来放书，下3格略宽用来放置报刊和大开本书籍，有特制踏脚凳和移动竹梯挂于顶格铁栅栏上。这里收藏中文书籍，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和丛书五部分列排放，收藏最多的是中国各省、府州、县地地方志。
　　
　　1930年，已收方志2531种。日军入侵时期，藏书楼的司铎仍不惜高价搜集方志，使藏量达到2700种，其中98种为孤本。最珍贵的是江苏镇江府志5卷手抄本，记载的历史年代可以追溯到元至顺年间（1330至1332年间）。另一特色是早期的刊物和报纸，包括在中国创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以及中国近代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申报》等。二楼仿西方古典藏书楼的布局，书架沿墙而设，半腰有木雕栏杆沿书架围起形成走廊。主要收藏西文神学文献和汉学资料，藏书涉及20种语言，包括希伯来文、拉丁文、希腊文等，按梵蒂冈藏书楼分类法分为36大类286小类，有各国百科全书、语言类辞典和学术期刊等。比较珍贵的是1800年以前出版的西文珍本书籍，共1800种、2000册，最老的西文珍本为1515年威尼斯出版的《对伦巴底＜名言集＞的评语》。
　　
　　1956年，市文化局根据上海市军管会命令，征用藏书楼。后归上海图书馆管理。对藏书有所调整，将原上海合众图书馆、鸿英图书馆等所藏的报刊、地方志等，都集中到藏书楼，成为上海图书馆的一个部分。藏书达一百余万册，报纸有三千六百余种。
　　1991年，上海修建地铁一号线，藏书楼一楼的藏书室被掏空，成为行人行走的通道。与此同时，全部的中文书籍，包括地方志的珍贵古本节被转移到上海图书馆（淮海路总馆），更为妥善的保存。今天的徐家汇藏书楼保存的是1949年以前的外文书籍报刊。
　　1994年3月18日，徐家汇藏书楼(现为上海图书馆藏书楼)部分建筑由市政府公布为市级建筑保护单位。
　　
　　（三）
　　
　　藏书楼藏有多种书籍的珍本，对目录学、版本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价值。最古老的是《对伦巴底＜名言集＞的评语》，比较著名的珍本还有奉拿破仑谕旨编撰的字典以及《论语》拉丁文译本。
　　此外，小德金，当年法国驻广州的一位代表，奉拿破仑谕旨，编撰了一本《汉法拉丁文字典》，第一版于1813年在巴黎出版，收有汉文、法文、拉丁文等条目。为减少篇幅，第二版时删去法文部分，改称《汉洋字典》，1853年送香港印刷，未及发行，遭遇一场大火，仅有数部字典幸存，其中一部便珍藏于徐家汇藏书楼。
　　殷铎泽、郭纳爵，两位欧洲传教士，将部分《论语》和《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取名《中华箴言》，清康熙元年（1662年）在江西南昌刊行。《中华箴言》开启了中国经典西译之先河，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里程碑”，被认为世界上最为罕见的孤本之一。西方版本学家曾以为，《中华箴言》刊本已经散失。也有人认为，只有大英博物馆藏有全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论语》部分。而上图工作人员在整理徐家汇藏书楼的西文珍本时，竟发现了《中华箴言》残本一册，即该书的《论语》部分，这一发现震惊了国内外版本学界。
　　
　　（四）
　　同济大学著名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曾说自己可能是全中国读县志读得最多的人，而当年他埋头苦读县志的地方，正是徐家汇藏书楼。
　　
　　1961年，刚毕业于同济大学的阮仪三跟着自己的老师董鉴泓教授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在这期间，他走访了许多城市，也阅读了大量的县志。
　　
　　据阮先生自己描述：“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楼有43万卷的县志，是中国最多的（注：我国收藏方志，清末民初时徐家汇藏书楼居首位，只是到了后来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等地才赶超上来）过去上海基督教总会因为文化侵略的需要，要求传教士遍访全国各地，把县志买回来，藏在徐家汇藏书楼。徐家汇藏书楼藏有中国最多、最好的县志。差不多从1961年到1965年，我就去看县志，可以斗胆说，全国的县志，我看得是最多的。当时各地县志都有，而且有各种版本，明代、清代等等。我去的时候买上面包，带一壶水，有时甚至借一个热水瓶，泡一壶水。中午工作人员要回家休息，就把我锁在里面。那时还没有圆珠笔，为了保护原书，又不允许用墨水笔抄，一些图只能用铅笔徒手描下来。”
　　阮仪三的老师、著名的园林专家陈从周老先生的故事则更富悲剧性色彩。当时是1991年，藏书楼因地铁一号线的修建而计划被拆除，在议事会上，陈从周力保徐家汇藏书楼。在跟一位领导争执中，他拍案而起，严厉陈词，但是不幸发生，从周先生因过度激动而导致中风，这种病痛一直伴随着陈从周的最后岁月。如今斯人已逝，聊以慰藉的是，藏书楼因他而大难不死。
　　当年阮仪三在藏书楼苦读是为了保护中国城市的历史风貌，若干年后，他的恩师为了这座白色小楼，拍桌怒斥相关领导，秉承的亦是对城市历史风貌、文化遗产的珍视。尽管陈从周先生业已辞世，而阮仪三仍然为这种精神的流传、实践高声疾呼。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风骨，浓缩在了这幢百年不倒的小小建筑中。
　　
　　（五）
　　
　　带着这些琐碎的随感，我准备好了对藏书楼的二次造访。此番前往，我带好了纸笔和照相机，主要目的是拍摄一些照片，并且对馆内的读者、参观者、工作人员作一个简单的访问，在对藏书楼的“前世”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徐家汇藏书楼的今生。
　　到达藏书楼的时间是2007年12月15日下午两点十分，阅览室里已经有一位衣着朴素优雅的中年女士在等候参观（藏书楼的开放参观时间是每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这位女士说她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来到这里，上一次来参观由于错过了时间而未能如愿，这一次，她在一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此地早早等候。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是什么吸引她执意要参观徐家汇藏书楼呢？这位女士告诉我，这是她父亲年轻时常常来读书的地方，因而她对藏书楼怀有着长久的好奇心，总想看看父亲当年读书的场所。奈何藏书楼直到近年才对外开放，这才让她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
　　也许是因为听过阮仪三先生早年在藏书楼读书的故事，我对这位女士的父亲产生了更大的好奇。虽然冒昧，但还是向女士询问了她父亲的名讳，答曰：“胡道静”。女士进一步介绍，“他（指胡道静）是研究历史学和版本学、目录学的。八十年代的时候曾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带过学生，在徐光启诞辰七百周年的时候，也写了许多相关文章……”
　　胡道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和版本学研究专家，2006年刚刚去世。胡先生一生传奇，虽然遭受许多挫折和不幸，却始终没有过灰心气馁，坚定地走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
　　22岁时，胡先生便进了柳亚子先生的上海通志馆编写上海通志。在那段时间，他与徐家汇藏书楼结缘。通过在藏书楼的史料搜集，上海通志馆在短短的几年中就硕果累累，曾在当时形成了一道“上海通，通上海”的文化风景线。
　　根据胡先生的回忆，当时上海收藏各种中外文报纸最多的是徐家汇耶酥会修士院里的天主教堂藏书楼（徐家汇藏书楼），平时只有在修士院里做学问的修士、司铎才能进去，对外根本不开放。他千方百计打听到这家图书馆的馆长徐宗泽是徐光启的后代，“当时正在重编他祖先的集子《徐文定公集》，而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对徐光启的科学名著《农政全书》用过一点功夫，于是一开始就与他谈徐光启的事，他很是高兴，一下子就变得投机了。我说，我晓得藏书楼里有许多有关徐光启的书，想进去看看。他说可以，但下不为例。我想，能进去摸摸情况总比关在墙门外好，于是就进去了。在那里，我一下子看到了许多上海的志书。……突然，我看到摆放地方志的对角书架下堆着许多报纸。于是，我就对他讲，我对上海出版的报纸也很有兴趣，想来看看，特别是天主教办的报纸。这样一说果然有效，他高兴地同意了。于是，我就成了这家修士院图书馆的特殊读者……我断断续续约去了一年，主要是摘抄有关报纸的史料。”
　　胡道静先生一生学术硕果累累，他的藏书和学术资料几经彻底损毁也未能摧残他的坚强意志。在文革期间，胡先生曾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蒙冤入狱。但是，始终心怀希望的老人在改革开放后又回到教学一线，传承知识的血脉。
　　胡女士在回答过我的问题后，专注地看起了阅览室一角供参观者翻阅的老相册，她每看到一处就会喃喃自语，“这儿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呢？这儿呢？”我能够看出她努力地在拼凑着蛛丝马迹，重构他父亲那个年代的图景——那时战火还未燃起，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凭着一点小小的狡诘，躲在安静昏暗的阅览室里，徜徉于历史的厚重和知识的汪洋。
　　
　　同在阅览室的还有一位外国青年。一开始，我只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参观者，因为之前采访过管理员，得知来此参观的一般以外国人士居多。但是，我发现这位“普通”的参观者开始向管理员询问一些细节的问题，诸如馆藏书籍的册数，以及如何办理阅读证件等。
　　于是上前询问，这位俊朗的小伙子告诉我，他来自英国伦敦，是他手中的旅游指南指引他来到徐家汇藏书楼。问及为何想要办理阅读证件，他给了我意想不到的答案：明年他将从中国出发前往印度，他希望通过查阅史料来确定他的旅行路线。
　　小伙子匆匆离开，而我对他亦有敬佩，相信他的旅程是有着文化负荷的，相信在他的心中是有所追寻的，因为他的起点是这座知识和精神的宝库，是文化与历史的浓缩的花园。
　　
　　（六）
　　这一天的阅览室没有读者，于是我又同管理员交谈起来。管理员告诉我说，平时来读书的自然都是做研究的人，读者相对固定，一来二往也成了熟客。藏书楼在成为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分馆之后，所有的藏书信息在图书馆的网站上一目了然，读者来到这里之前，多半都是在网上查到这里有他们需要的藏本，带着明确的目的性而来。问及每个周六来游客参观的情况，管理员说每周都有二、三十名的参观者，数量不多却源源不断。
　　这里的管理员都是专业人士，两位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能说流利的英语。他们一面负责读者和参观者的接待，一面翻着陈旧的书籍做着自己的事情。阳光透过阅览室外的回廊洒了进来，经落地窗轻轻一隔，隔走了对街的喧嚣，在古老木质地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典雅。藏书楼窗外的繁华的徐家汇似乎本应与他们的年龄更为相合，但是她们却宁愿在这里看着一些旧书、看着一座老房子，安之若素，笑靥如花。
　　行将离开藏书楼，仿佛经历了时空之旅又要回到原来的世界。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当太平洋，汇金，美罗城，港汇们越造越高，当周围的建筑越来越迫不及待地为了“出人头地”而标新立异，藏书楼选择了退让，把东侧的半截大方的让给匆匆的行人，却悄悄地涵纳着几十万册古书。然而这故纸堆里，我总觉得它埋藏着一种底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使它跨过了三个世纪仍然展现出一种生命力。也许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来看待它。三百多年前，徐光启安藏于现在的光启公园处，也给徐家汇埋下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种子。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同时又是一个天主教徒和西方文明传播者。“他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的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以至于余秋雨先生把他称作“上海文明的肇始者”、 “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上海人》）
　　徐光启死后的两百多年后，上海开埠，不知有意抑或巧合，徐家汇受到了天主教会的垂青。于是渐渐形成了由徐家汇藏书楼，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以及徐家汇天主教大教堂等建筑组成的教会中心。如果说徐光启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是主动的，那么鸦片战争后代表西方文化的天主教再次来华显然带有了一定的文化入侵的意味。
　　然而，毫无疑问的，这同时也促进了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传播。一批上海近代的实业家和学者即出自传教士所兴办的徐汇公学。这其中就包括徐光启的第十一世孙徐允希，第十二世孙徐宗泽，他们先后接受天主教思想并担任徐家汇藏书楼的馆长。正是徐宗泽，在任馆长期间，为了中华文化的留存，努力搜集全国各地县志，他在《传教士当怎样注意中国地方志》这篇文章里写道：“天主教是文化的宣传者;文化的使命，是传教士人人负之;文化的种类，当依时地之所需要而选择为之。我国的志书，是我国历史上的特殊书籍，有其特殊的价值，有研究的必要;而这研究的工作，又在传教士的手中，人人可以为之。” 由此再联想到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的传教士利马窦；以及藏书楼镇馆之宝、开启了中国经典西译之先河的《中华箴言》等等，也许可以说，传教士在中国的形象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反面，相反，他们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也扮演了“东学西渐”的角色。而藏书楼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充当了一个中西文化的交流者。它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仿佛也预示着这一点。
　　有着140年历史的藏书楼更像是徐家汇的见证人，不动声色地看着徐家汇从一个三水汇聚的小村慢慢发展成市镇，直到近十几年来急速发展成城市副中心。历史仿佛轮回，在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曲折历史后，我们正越来越主动的地拥抱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就像当年光启先生把心灵的门户向世界文明敞开一样。
　　
　　（七）
　　
　　结束了短暂的考察，我沿着漕溪路往南走，那里是天主教大教堂，尖尖的双塔下，一对新人正在教堂前的草坪上拍婚纱照，脸上洋溢着幸福。再往西，是以徐光启命名的公园，也是光启先生的墓地。他们一起构成了一个与人们印象中完全不同的徐家汇，却正是徐家汇精神的滥觞之处。
　　离公园不远的路口，一座徐光启的雕像矗立在南丹路口，凝视着前方滚滚车流，他的身后一张巨大的噪声分贝表在不断记录着分贝值：69，70，72……在熙攘攘不断变迁的徐家汇，需要有这样一些历史建筑存在，他们守护着这座城市精神的原点，延续着这座城市的文脉。这些年来，我们城市的面目表面上日新月异，实质却显得雷同，缺乏自己的精神内涵，浮华而可读性不足。保护城市的历史，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显得越来越重要。每一座老房子都有它的故事，他们一起构成了我们城市的底色，使城市不再那样轻薄。当地铁穿过，当街道被开拓，当街边的广告换了又换，繁华的商店拆了又建，它们理应依然鲜活地存在，向人们叙述着往昔，并昭示着未来。
　　
　　Nancy&小庙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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