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的书单

来自: 巴赫金Ⓐ
创建时间: 2009-05-17 14:51:10　最后修改时间: 2009-11-26 00:32:45

　　无政府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革命运动！
　　
　　我们越来越明确地相信革命运动时代并没有结束。我们也日益清晰地注意到主导二十一世纪全球革命运动的思想源流将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重心，甚至偏离被狭义诠释的社会主义理念，取而代之的将是安那其精神。
　　
　　从东欧到阿根廷，从西雅图到孟买，安那其观点和原理正到处催生出新的理想和视野。这些新兴的思想动向一般并不打出“安那其”的招牌,比如：自主论 (Autonomism)，反权威主义(Anti-authoritarianism)，水平分工论(Horizontality)，萨帕塔主义 (Zapatismo) ，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等等。不同名字后面表达的核心诉求却往往明确而近似，就是要求分权治理(Decentralization)，提倡自愿结社 (Voluntary Association)、建立互助(Mutual Aid)和网络合作关系(the Network Model)，归结起来，就是彻底抛弃“目的正确等于手段正当”的逻辑以及以此理论为据推出的一切假说，至于“革命者首要任务是夺取政权然后以强权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等类似主张应该废弃则更是当然不在话下。总之，安那其的“在旧体制框架内部建构新社会”的理念作为一种实践指引正在变成影响当今“运动中的运动”的基本思想源泉，这些运动（本作者也是参与者）根本上都不再以争取执政权为主要目标，而是把工作重心放在揭示政府统治运行机制的本质，争取社会对其非合法性(delegitimizing)的认同，将其废除瓦解(dismantling)，同时赢得社会内部最大的自主空间和管理参与度。
　　
　　安那其思想在二十一世纪初再次得到社会响应有其明显的客观原因。最显然的事实无疑是二十世纪发生的所有试图以夺取执政权为手段击败资本主义的运动皆以彻底失败告终以及造成得灾难性后果。众多革命志士渐渐认识到“革命”的来临并非一定像启示录那样场景庄严，或是一段闪电般横扫“东宫”历史的全球化再现；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发生过程，人类历史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中度过（近期也顺应时代步伐加快了节奏），正如这个过程纪录下了无数激烈磅礴的对抗，它同样也充满了进取谋略与退避战术，永远不会有终结定论，多数安那其人士更觉得它不应该有终结定论。
　　
　　认识到这一点虽然有些令人气馁，却也让我们从中获得一个莫大的安慰，因为它意味着真切感受自由不再需要等到革命成功之后的那一天。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安那其传媒the Crimethinc Collective这样说过：“只有在革命时期自由才真实存在。而革命时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零星短暂。”事实上，安那其把创建社会和谐与实践真正民主视为行动天则；从当下做起，首先将自身组织营建成（或者至少使它接近）理想的社会模型，包括未来自由社会的实际运作以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不再重蹈失败的覆辙。严肃克己的革命者为事业而愿意放弃一切人生欢愉，可这样建立起来的未来世界只能是一个肃穆寡欢的社会。
　　
　　安那其一直都受到学界的忽视，因此以上提到的变化实况很少见诸于文字资料。（美国）知识界目前仍有数千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专家，公开认同安那其主义的学者则几乎没有。要解释这个落差并非那么简单。其中一个原因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知识界历来具有的某种亲和力，这是安那其缺乏的：说起来，重要的社会运动体系中惟有马克思主义是出自一位大学博士的思想杰作。提到安那其的历史，这样的描述往往屡见不鲜：它是一种与马克思理论基本类似的论说；由十九世纪的几位思想家创立（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等） ，曾影响过工人运动的兴起，后来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分裂成多个分散的派别组织，如此等等。
　　
　　标准的权威诠释通常则将安那其比作马克思主义的可怜表亲，“理论上带有先天的幼稚与欠缺，但是，或许，它的长处是不乏关怀热情与真诚”。这实在是附会牵强的比喻。安那其理论的“奠基者”们从来不认为它是一项新发明。他们认为互助、自愿结社、议决权平等分享等等这些安那其基本原理承载了与人类一样久远的历史；同样，排斥国家、排斥任何形式的机构暴力、歧视以及威权操控（安那其的原意为没有统治者），甚至提出这些统治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密切关联并相互强化作用，这一切也都是人类的古老传统而并非理论上的奇创异举，不过是人类思想进程的大势所趋，它的意义并不是任何一个宏观意识理论所能完全涵盖的。
　　
　　从某种层面上说它是一种信念，深信人的任何不负责任行为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结果，以此来佐证权力的必要性根本是本末倒置。现实中它又好似一团萦绕不去的疑云，提醒人们时刻警惕辨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强差人意或等级特权征迹，挑战它们的正当合法性，一旦证明不能坐实——通常都是这样——便去采取行动加以制衡以使自由人权得到进一步延伸扩展。就像苏非教徒认定苏非教义(Sufism)代表了所有宗教的终极真理，安那其主义者确信安那其思想是一切政治意识形态背后自由意志的助推器。
　　
　　马克思主义旗下的各派都有创立人。如马克思主义来自马克思理论，列宁主义，毛主义，阿图塞主义(Althusserianism)等也都是以各自创立人命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以国家元首开始的名单如何渐次延展成一系列法国教授的名字：拉康学说(Lacanians)、福柯学说(Foucauldians) 等等，这些学说后来也自成派别各恃一方，前后两者似曾相识几近天然）。
　　
　　相反，安那其内部的异派构成则多源自不同的组织理念或实践模式，比如，安那其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ts)、安那其共产主义 (Anarcho-Communists)、起义行动团(Insurrectionists)、共同纲领派(Platformists)、自治合作派 (Cooperativists)、工联理事会派(Councilists)、个人主义派(Individualists)等等。
　　
　　工作重点，组织型式和行动方法是区别安那其异派构成的标志。这确实也一直是他们长期以来最多思考和争论的主题。安那其主义者对整体战略从未投以太大的兴趣，也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重视研究“农民阶级是否具备潜在的革命性？”（安那其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农民自己决定）、“商品型式的本质”等等一些哲学问题。他们的思考与辩论主要集中在“什么才是真正民主的会议进行方式？”，“集体组织赋予民众的权利极限应该划在哪一点上？何时才应该步入规范个人自由的区域？” ，“‘首脑’是否一定是负面因素？”，或者是作为反对党的行为操守，比如“什么是直接行动？”，“谋杀政府首脑是否应该受到指控？”，“示威中的投石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应该得到认可？”等等。
　　
　　不同之处还在于马克思主义注重革命方针的思辨或分析，而安那其理论则以论述革命实践中的行为守则为主(1)。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系列优秀的常规理论，但认真贯彻这些理论的往往多是安那其主义者。
　　
　　目前，安那其新老两代之间存在着某种断层：60和70年代政治气候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还没能完全摆脱上个世纪形成的宗派观，有的甚至仍然以它为行事原则；年轻一代则表现出强烈的本土化、女权、环保和社会批判等现代意识倾向。前者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一些高度实体型的安那其传统联盟团体，如国际劳工联合会 (IWA)，（美洲）东北部共产主义安那其联盟(NEFAC)或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 。后者则集中以全球性社会运动网络来组织运行，比如全球人民行动(People’s Global Action)(2)，它集合了从新西兰的毛利人运动，印尼的渔业联合会到加拿大邮务工人工会等欧洲与其它地区所有的安那其自治合作社团。后一种组织起初受到普遍轻视，但目前的规模已远远超过前者并已成为主流力量。由于他们多时并不明示自己依存于无政府主义，这一事实不易引起人们的敏感和注意。实际情况是不少人认为要坚决奉行安那其的“反对宗派信仰”(anti-sectarianism)与“开放结果”(open-endedness)原则，就应该将安那其的标签也一并拒绝(3)。
　　
　　尽管如此，综观当今安那其的各种言论与主张，归结起来的共同中心主题无疑只有三项：反对国家主义(Statism)统制，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倡后喻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比如有意识地按照预设的世界观来建构和组织社会）。用一位研究西班牙革命的安那其历史学者的话来说，“努力的方向不仅要设想未来的意识形态，还包括预见未来世界本身”(4)。以上这些核心理念清晰地显现在这批可以称之为“新型安那其人”的每一项工作中，从各国纷纷建立的合作社团，到空前活跃的独立媒体Indymedia(5)，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影子。遗憾的是，在有些国家，由于并存的两代人之间仍然保持着非常有限的交往，响应的方式仅局限于相互参照仿效对方的做法。
　　
　　有一种说法是新一代人投入到开辟新型行动模式的热情远远超过对意识理念细节的争论。例如，他们对培制新型决议程序问题予以高度的认真与重视，将其视为开创民主文化替代形式的基本起点，就是这种热诚的形象体现。最受注目的要数著名的“北美代言人理事会”(North American Spokescouncils)，这个组织的数千成员在没有任何领导机制的情况下用共识决策的方法顺利开展多个大型活动的协调运行。其实，用“新型行动模式”形容这些活动并不贴切甚至略有误导。新一代安那其的主要思想灵感之一是来自墨西哥恰帕斯省(Chiapas)泽尔塔地区(Tzeltal)的萨帕塔自治政府(Zapatista)以及当地讲托罗巴语(Tojolobal)的印地安原住民社区。这一地区数千年来沿用的共识决策程序(consensus process)有效保障了妇女儿童的平等权利。自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在不断抵抗60年代新左派引领的父权领导方式的过程中，“共识决策程序”思维在北美社会已经得到最广泛的运用与接纳。共识概念本身最先是从公谊会(Quakers,又称贵格会)那里借来的，按照公谊会的说法，他们则是受到依罗库伊斯六族协盟(the Six Nations Iroquois Confederacy )以及其他北美土著民族传统的启发。
　　
　　可是，共识概念也常常遭到曲解。往往有评论认定它会导致同一化压抑局面的出现。对共识决策的运作过程进行过实地观察的人一般都不会发表此类评论，至少他们见识过共识决策在方法恰当与经验有素等有利条件下如何得以顺利进行的实际情况（欧洲由于没有这方面传统，新近的实践运行确有某些不成熟的表现）。其实，共识程序的操作前提是假设没有一方可以或者应该说服另一方完全接受自己的意见，为此，它的明确目标就是要制定出可以让整体共同接受的行动方向。面对一项动议，大家不是以投票方式表决，而是反复讨论协商、或删除添改或改创立意，中间既有妥协也有整合，直至形成一个各方都愿意接受的方案。程序进行到最后即进入“共识认同”阶段，届时各方仍然可以以两种方式作出反对：一种是所谓的“出列”，就是说“我不愿意，我不参与但我也不会阻止大家去执行”；另一种是带有否决性的“叫停”。只有当动议违反了某项基本原则或组织建设宗旨时才能提出“叫停”。就是说，相当于美国宪法中授权法庭对议会决议是否违宪作出判决，这项权力在这里交托给了任何有勇气站出来反对团组整体意志的个人（当然，对无原则叫停也预设了的挑战机制）。
　　
　　关于为确保“共识决策”有效贯彻所展开的各项细致而又繁复惊人的实践工作；大型团体采用的特殊运行方式；共识决策由下至上的实施过程事实上起到的强化民主作用；保障性别平等权利以及解决争议的各项措施等等，我们还可以作长篇描述，重要的是，相对于大家传统上联想到的民主，也就是欧洲与北美安那其前辈肯定的多数选票制度，或者阿根廷城市中产阶级联合会(Asambleas)采用的民主（虽然较激进的失业抗议组织Piqueteros多以共识原则行事，这一点很重要），直接民主型式是截然不同的新生事物。随着各地运动的国际间交流越来越频繁，随着非洲，亚洲，大洋洲等传统迥异的本地团体的相互合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重新定义民主的全球行动正在初露睨端，它力图寻求的是民主的新概念，一种尽可能远离当今世界大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式国会制度的新型社会机制。
　　
　　这里我们又遇上了同样的问题，新的谐合精神很难从现有的安那其文字传媒中充得到充分体现，因为集中精力搞理论研究的通常还是那些遵循旧式宗派逻辑的人，他们对新型实践模式兴意阑珊。现代安那其主义依然充满了矛盾与分裂。当年轻一代安那其人热情吸取土著同盟的观念和实践经验，积极将它们逐步纳入自己的组织模式或新型社团的开发，我们看到的相关文字踪迹却在报道一种原始主义(Primitivists)异派的兴起，还说这是一群出名的好事者为了跳起争端才提出要全面废除工业文明，甚至说当中有些人还要废除农业文明(6)。尽管如此，我们相信这种思维逻辑和时空落伍迟早有一天会让位给一种更贴近“共识决策”精神的方法。
　　
　　那么新的谐合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它的一些大体轮廓我们从运动本身就能辨识一二：坚持将反对权威的焦点不断扩大；拥举“整体控制观”，放弃“阶级消减论”，也就是说控制不仅指国家，还包括性别关系，不仅指经济，还包括文化、生态、性爱以及涉及人类可以追求的所有自由，而每一项争取除了必须瞄准权威关系这条主线，还要广泛征询与掌握各类不同的意见与观点。
　　
　　按照这个思路，它既不呼唤物质生产的无止境发展也不迎合技术中性论。但它并不诋毁技术本身，相反，它鼓励对各项适当有益的现代技术的通晓与运用。它不反对机构或政治本身，相反，它要保持与那些恢复活力的同盟者之间的既定合作原则与沟通机制，同时也要努力促进新型社会机构与政治活动模式的开发创新，包括新的会议形式、决策程序与协调手段。同时，它也不否定改革本身，相反，它致力于非改良主义改革(non-reformist reforms)的规划及其成功推行，关注广大基层民众的直接诉求并争取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当前急需与未来福利，最终实现整体社会的变革(7)。
　　
　　当然理论必须跟上现实的步伐。现代安那其要高度落实必须顾及到三个层面：运动成员个人，团体组织以及学术研究。当前的问题是不少安那其知识界人士希望摆脱陈旧的先锋队观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阴影对基进知识分子世界的影响依然非常顽固），但他们还难以确定自己的新角色。安那其需要反省。可是应该如何反省？显然的现成答案似乎是不要训导师教，不要独断专行，甚至不要想到自己是教师，而是去努力倾听、探索和发现。用幽默反讽或浅显易懂的描述来表达某个深层逻辑，这本身就是一种基进的改革实践。要有一种为运动成员服务的精神，为他们提供信息，或揭露展示伪装在看似客观的权威言论表面下的主流精英的真实目的和利益，而不是硬推给大家这个那个新术语新观点，实际上用的还是新瓶装尘酒的老一套方法思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认识到理论斗争应有的重要地位。许多人已经提出，相对过去克鲁泡特金或邵可侣或里德(Herbert Read)的时代，当前安那其运动的主要弱点之一就是忽视了象征与远见的意义，从而导致了对理论效力的轻视。如何将人种文化学研究引向乌托邦的理想认识观，最好是多元化的理想观？难怪在美国最能吸引号召新成员的安那其人物是一些科幻作品的女权作家如Starhawk或Ursula K. LeGuin (8)。
　　
　　这一现状已进入初步改善中。安那其人开始注意从其他比较重视理论指导的社会运动中汲取经验，吸收与安那其理念相近的兄弟团体的思想主张。比如说参与经济 (Participatory Economics或简称Parecon)，它在经济领域充分体现了安那其理念，同时又是对传统安那其经济观的补充和修正。提倡参与经济的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三个主要阶级社群，而不是两个：除了劳工阶级和资产阶级，还有一个专事管理与控制劳工活动的“协调”阶级。这部分人包括维持控制体系的管理阶层、专业顾问及智囊人员，主任工程师和会计师等等。由于掌握了知识、技术和社会关系的相对垄断，他们需要维护自己的现有地位。所以，经济学专家以及从事相关研究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探索某种能够从体制上有效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新经济模式。如今安那其显然已成为革命性思想研发的中心，越来越多的新经济模式倡导者，即使没有明确亮牌入列，至少也纷纷强调指出他们的理念与安那其思想具有共通之处(9)。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安那其政治理念的发展进程中。当今时代，传统安那其主义已跨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障碍。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制度理论方面一直还是空白。安那其各派往往又专注于发展各自专项领域内的社会组织制度，更不用说各制度相互之间的明显不同。但从整体上说安那其正朝着被自由主义者称为“被动自由” (negative freedoms)的方向发展,也即“摆脱某项束缚获得解放的自由”(freedom from)而不是具体“进行某意志行为的自由”(freedom to)。之所以如此选择主要是为了更突出地体现安那其对于多元化、思想包容以及创新精神的承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造成了专注于小型组织制度建设而不思超越升华，以为只要循着同样的方法，大型的、机构繁复的组织模式有一天自然会产生。
　　
　　也有例外的情况。蒲鲁东曾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自由意志社会如何运行的全面蓝图(10)。虽然今天被普遍视为一个败笔，但它指出了如何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的路向，比如“北美社会生态学者”(Social Ecologists)提出了“自由地方自治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m)。某些领域的研究开发业已取得长足进展，比如参与经济学者关注的如何平衡劳工控制（worker’s control-emphasized）原则的问题，还有社会生态主义人士重视的直接民主制度(11)。
　　
　　但是，众多的空白仍有待我们去填补：对于现行宪制中的立法机关、法庭、警察及其上下行政设置，什么是安那其的全套的建设性替代方案？应以何种方式向社会输送包括立法、执法、监控调整和巩固机制在内的整体政治理念，如何展现它在各个领域都能以非权威方式得到切实有效地实施进行，既指明长远目标又对改变现行选举、立法、执法、司法制度等众多政策抉择直接给出答案？对此，安那其显然不会有统一的方针。新型安那其运动圈内的共识一般认为应该集思广益发动各方提供具体的意见方案。恰帕斯和阿根廷等地的一些不断壮大的地方自治组织已经和正在进行多项实际的社会实验；新近成立的“地球替代方案网络”(Planetary Alternatives Network)和“资本主义制度后世论坛”(Life After Capitalism Forum)等安那其学者或行动组织正积极努力地搜集整理经济和政治领域替代体制的成功案例，这些都证明了起步工程已经开始。它必定还需经历漫长的过程。可是今天，安那其的世纪不也才刚刚揭开它的扉页？ （完）
　　
　　
　　
　　 *作者：葛雷白(David Graeber)现任美国耶鲁大学助教，政治活动家；古律贝西(Andrej Grubacic)是南斯拉夫历史学者和社会评论作家。俩人都活跃于“地球替代方案网络”。
　　
　　1）这并不是说安那其是反理论的。它或许不需要我们今天理解意义上的高深理论。但它肯定不需要一个唯一标准的安那其高深理论，因为它对安那其精神是完全有害的。我们倾向于主张一种更多体现安那其决策程序理念的理论，就是说在理论层面上接受多元化的需要，仅仅对一些得到共识的责任和见解作理论的提升整合。它的目的是寻求能够加强各方之间合作的切实可行的计划，而不是旨在证明别人的观点为何根本错误。理论某些时候无法比较度量并不代表它就没有必要存在，更不代表它就不能起到相互强化的作用，就好象不同的个人有其独特而互不可比的世界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朋友或情人或一起工作。相对于高深理论，安那其更需要的或许可以叫做“浅显理论”：一套对付工作中遇到的真切实际问题的方法。
　　
　　2）要了解更多有关“全球人民行动”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We are Everywhere: The Irresistible Rise of Global Anti-capitalism”, edited by Notes from Nowhere, London: Verso 2003.，或浏览该组织网站： www.agp.org
　　
　　3）David Graeber,"New Anarchists ", New left Review 13, January - February 2002
　　
　　4）Diego Abad de Santillan写的After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Greenberg Publishers 1937。
　　
　　5）要了解更多关于Global Indymedia project,请浏览： www.indymedia.org
　　
　　6）Jason McQuinn, "Why I am not a Primitivist", 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 printemps/été 2001,或浏览安那其网站 www.anarchymag.or 或参阅John Zerzan, Future Primitive & Other Essays, Autonomedia, 1994.
　　
　　7）Andrej Grubacic, Towards an Another Anarchism, in: Sen, Jai, Anita Anand, Arturo Escobar and Peter Waterman,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gainst all Empires, New Delhi: Viveka 2004.
　　
　　8）Starhawk, Webs of Power: Notes from Global Uprising, San Francisco 2002.或浏览 www.starhawk.org
　　
　　9）Albert, Michael, Participatory Economics, Verso, 2003.建议浏览 www.parecon.org
　　
　　10）Avineri, Shlom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1）The Murray Bookchin Reader, edited by Janet Biehl, London: Cassell 1997.建议浏览 www.social-ecology.org
　　
　　12）读者可以从以下网站了解更多有关“资本主义制度后世论坛”的信息： http://www.zmag.org/lacsite.htm